明代初年制定法律，禁止“自宫求进”，可到了晚明，士大夫结交阉宦竟成为一种奇特的政治现象。在宦官魏忠贤当政时，还出现了“公卿上寿，宰执称儿”的怪事。

　　二十四孝小学课外书之“孝感动天”插图

　　明代初年，山东日照有一个名叫江伯儿的人，母亲患病，他割肋肉煮给母亲吃，不愈。去泰山祈祷，称只要母亲病愈，愿杀儿子以祭。母亲病愈后，果然杀三岁的儿子祭祀。明太祖朱元璋闻听此事，勃然大怒：父子天伦至重，他亲手杀死儿子，绝灭伦理，必须绳之以法。于是江伯儿被杖打一百，并谪戍海南。

　　刲股疗亲，自古以来被认为是孝行。割股祭祀，表示崇敬之至，甚至有《新唐书孝友传序》载：“唐时，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谓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间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进。”

　　从母子亲情的角度看，孝行是应该推广的。何况，从汉武帝开始设立的“举孝廉”，成为任用官员的重要科目，倡导当官必须“孝顺亲长、廉能正直”。但以法律来衡量，杀儿祭母，却违逆了天伦。作为当政者，应该怎样解答这个法律难题？朱元璋命礼部详议旌表孝行事例。

　　礼部尚书亨泰很快向明太祖报送了奏折。他说，儿子侍奉双亲，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有疾则拜托良医。卧冰割股这样的做法，乃前古所无，事出后世。尤其是割肝之举，残害最为严重。假如父母亲只有一个儿子，割股、割肝很可能会导致丧生，卧冰也很可能冻死，致使父母失去依靠，祭祀祖宗的要事也没人可做，这岂不是最大的不孝？出现这样的事，是由于愚昧之徒一时萌生异想，试图以诡异的行为惊世骇俗，希求皇帝的旌表，达到规避徭役的目的。割股不灵，于是割肝；割肝也没用，于是杀子。违道伤生，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亨泰的结论是，凡遇到父母亲生病，医治没有效果，儿子无所控诉，不得已而卧冰割股的，只好由他去，但是决不能在旌表之列。

　　朱元璋觉得礼部所议有道理，下诏书曰：“从之。”明人陆釴的《贤识录》，记载了朱元璋这则涉及孝行、伦理与法律的碰撞的轶事，并给予评价：“太祖之识，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

　　事实上，孝行、伦理与法律的矛盾，始终存在着。明代学者顾起元的《客座赘语》记载：“陈中丞金陵人物志于孝子之割肝剖心者，得七人焉。”宋、元、明三代割肝剖心的七个人，有名有姓有真相，全都被金陵人物志列为孝子。

　　还有比这更复杂的难题：不少人为了光宗门庭“自宫以求进”，皇宫中聚集着数以千计、万计的宫女和太监，成为一种特殊的职业。以致明代畿辅地区，有不少男子竟自宫充当宦官。难怪谢肇淛《五杂俎》载，有人讽刺说“燕云只有四种人多：阉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

　　曾任内阁首辅的刘吉认为：“故近畿之民，畏避徭役，希觊富贵者，仿效成风，往往自戕其身，及其子孙，日赴礼部投进。自是以后，日积月累，千百成群，其为国之蠹害甚矣。”景泰年以来，朝廷暂时处罚了自宫者，最后却仍收以为用。孝不行，忠焉在？众多有识之士认为，自宫求进形成风气，将给国家带来极大危害。

　　永乐十九年，严格自宫之禁，违犯者一律发配充军。永乐二十二年，凡是自宫者，一律以“不孝”论。成化九年，私自净身者，本身处死，家人发边远充军。正统十二年，天顺二年，成化九年，节经申明。弘治五年，自净身者，本身并下手人俱处死，全家充军。这样的法律，确实是十分严苛的。

　　永乐二十三年，兴州左屯卫军徐翼，有儿子自宫后进入内府。徐翼奏报乞除军籍。永乐皇帝说：为父当教子，为子当养亲。你有子不能教，自残其体，背亲恩，绝人道，败坏风教，根子全都在你身上，你还敢免除军籍吗？随即让他儿子代行军役。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明代各个皇帝的法律规定不可谓不明确，不可谓不严苛，自宫现象依然禁而不止，似乎呈愈演愈烈之势。皇宫中聚集着无数宫女和太监，是一大弊政。明代初年制定法律，禁止“自宫求进”，可到了晚明，士大夫结交阉宦竟成为一种奇特的政治现象。在宦官魏忠贤当政时，还出现了“公卿上寿，宰执称儿”的怪事。不少人想方设法巴结达官贵人的轿夫、家人，以此作为结交权贵的捷径，成为官场上一种流行的风气。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关注了这个现象。在《日知录》卷九中，有“禁自宫”一则，他从《明实录》和《余冬序录》中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宦官成风的危害。然而，从本质上说，“禁自宫”法律的制定者，恰恰是弊政乱象的始作俑者，这道难题显然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