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湖北武汉闷热潮湿的夏天里，51岁的杨某在QQ上认识了16岁的中学生小芳（化名），他用金钱诱惑小芳与其发生关系。之后，杨某又怂恿小芳带其他女孩来开房，并承诺给她好处。小芳先找到同班同学思思（化名），思思没同意，她便将黑手伸向了班上的智障女生小丽（化名）。小丽为了一块蛋糕，跟着小芳去了旅馆。

　　小丽事后并未将自己的遭遇告知父母，幸好思思将小芳的反常举动告诉了老师，公安机关才得以侦破该案。经鉴定，小丽属于精神发育迟滞，无性防卫能力。案件移送到检察院，我核实完所有案卷材料，认为小芳已构成强奸罪共犯，应依法对她进行追诉。

　　主犯杨某却在看守所里喊冤：“人是小芳带来的，我怎么知道那女孩是精神病？”本案确实存在一个问题，被害人小丽的精神病症状属于轻度偏重，没有达到特别严重的程度，在这种情形下，要想认定杨某强奸，必须证实杨某明知或应当明知小丽是精神病人。那在杨某与小丽相处的短短二十分钟里，他是否能看出她的精神异常？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会见了被害人小丽，在看到她的一刹，直觉告诉我：杨某应当明知！然而，法律不相信直觉，法律只相信证据。

　　可本案证据存在缺陷：嫌疑人不交代，零口供；被害人说不清；报案不及时导致现场物证无迹可寻……犯罪嫌疑人杨某在公诉阶段翻供，不但说自己不清楚小丽的精神状况异常，还说自己与小丽从未发生过性行为，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小芳、思思、班主任老师、小旅馆服务员……与该案有关的人，我们都逐一询问。最关键的是，我们要让当事人小丽出来作证，可小丽说得清吗？精神病鉴定专家说小丽虽存在精神缺陷，但对周围事物尚有基本认知能力，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只是没有是非判断能力。也就是说，她清楚杨某那天对自己做过什么，且她的证言有法律效力。

　　那就给小丽做份笔录，可她存在严重的语言障碍，如何才能让她开口说话呢？在对她的智力水平和认知能力充分调查后，我和未检小伙伴制定了一套询问方案。

　　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接受了询问。“小丽，口渴不渴？快喝点水！”对我们已不再陌生的小丽回头看了一眼妈妈，拿起饮料喝了起来。

　　“小丽，今天阿姨叫你来是有事要问你。你觉得我说的对就点头，不对就摇头。听懂了吗？”小丽点了点头。此时，我们的摄像师正手握一部微型摄像机录下了小丽的一切表现。忙碌了一上午，一份二十多页的询问笔录出炉了，虽然笔录中小丽所有的回答只有“是”或“不是”，却客观地重现了案发当日的情形。我们存留的影像资料，则反映出小丽异于常人的面部表情，只要见到小丽的面孔，就能知道这个孩子精神异常，杨某也应该知道。

　　最终，杨某以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