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么去？”
“赶集去！”
小时候，最盼望的是村里的集市。“以席为店，届成集市”，集市是人和商品的汇集地。日头才磨蹭上树梢，集市上已是人头攒动，脚步嘈杂。大人小孩谁不爱凑个热闹？我踮着脚尖，鹅一样伸长脖子，只见小商贩麻溜地在路旁拉开阵势，花花绿绿的物件铺陈开来，地面仿佛一下子钻出来一片小树林。熙熙攘攘的街道被人潮淹没了，把这过节般的闹腾劲儿撩拨得更加红火。虽然春节不常有，赶集却可以常有。姥姥家在小流屯，县里人口最多的村子，有的是空场开集，旁的村子可是比不了的。
1.农村的赶大集，走起来有多挤？一个不小心，就被人滴溜溜踩掉鞋子。如果提鞋不及时，只能蹲下扒拉开一条条人腿踅摸，那鞋呐早踢没影儿了。为这，姥爷姥姥赶集时不忘铁箍似地攥着我的手臂，生怕一个眼错不见，我像鱼一样滑走了。人腿上不长眼睛，猫和狗警觉得很，再好奇也不往人堆里扎。听说有的集市上出了踩踏事件，死人了，真是奇事！村民们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惊讶归惊讶，集还是照样要赶的。
集市上充满了巨大的诱惑，衣服、吃食、日用品、小玩意儿……摆满街道两旁。虽然没有商场柜台里齐全，可去一趟城里得大半天的时间，多不方便！更巧的是家里缺什么，集市上就有什么。约莫出售商品的往往也是农人，最懂买家的心思。计划经济时代，人对物质的要求很低。一场集市赶下来，村民们吃饱喝足看够，再买些日用品捎回家，就能身心愉悦好几天。尤其对孩子来说，单是看一看、逛一逛就足够舒心快意了。
开集前两天，小姨就拾捯干净鲜亮衣服，边掰着手指头算日子，边慌慌着和我宣布：要赶集啦！
小时候的我喜欢赶集，主要目的是图口吃食。集市上有啥好吃的？这可得从头说起。
集市最头上是零食摊子，散装的日本豆泛着细腻的光泽。日本豆又叫鱼皮花生，并不是日本特产，听说因为远销日本才叫“日本豆”，与荷兰豆不是荷兰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味道嘛无非是油炸花生豆外面裹一层面粉，后槽牙咯吱咯吱磨起来，脆中带着一丝回甜。滋味虽平平无奇，可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样廉价的零食也不是谁都舍得给孩子买的。大人们扯着饿狼似的孩子穿过零食摊，要费好大的力气。偶尔吃到一次又香又脆的日本豆，简直中奖一样兴奋。
往前走几步，能听到卖糖稀大爷响亮的吆喝声。搅糖稀用的是饴糖，也就是麦芽糖。将两根木筷子沾上一大团糖稀搅来搅去，蜘蛛一样拉出细长的丝，玩够了才吃。黏黏的糖稀我不稀罕，也吃不出什么趣味来，合我心意的是用这种糖做的小点心：蜜三刀。
方方正正的蜜三刀像个小枕头，表皮红亮，身上裹着层白芝麻，一口咬下去，沙甜绵软。蜜三刀的芯有层空壳，里面有少许糖汁，吃起来有爆浆的感觉。做得地道的，每块上面都有三道细细的折痕。
小时候我总是纳闷儿：为什么叫蜜三刀？“蜜”是甜如蜜，“三刀”又从何而来呢？后来才知道这名字的典故。说是苏东坡与友人诗酒相会，席间苏东坡抽出一把新得的宝刀，在青石板上试刀时“咔咔咔”连砍三刀。刀锋利极了，在石板上留下三道深深的刀痕。这时，侍从端来一种新做的糕点，十分可口，还没来得及取名。苏东坡应众人之请为点心起名，他见糕点表面亦有三道浮切的刀痕，心念一动：“蜜三刀是也”。蜜三刀因此名噪一时。
姥姥姥爷一赶集就买炸糕给我吃。油炸糕有多好吃？即使有众多其他参照物，依然是我的不二之选。蜜三刀已经很美味了，可是油炸糕更胜一筹：蜜三刀是冷的，炸糕是热乎的甚至烫手的香甜——冷热对比，高下立现。
集市深处最具吸引力的就是这炸糕摊。小娃们本就是淌着口水赶集，见炸糕摊子粉墨登场，那双脚像生了根一样，怎么也拔不动。忙碌的摊主手脚麻利、有条不紊，先是用大铁锅烧好热油，把一个个裹着红糖的生面团放进油里滚。面皮由白腻转为浅黄，再到金黄，罩沥捞出来脆脆的，被小贩轻轻地抖到沥油的架子上。一双双晶亮的眼睛盯着仍冒着小油泡的炸糕，不停地咽口水，那眼睛也生了根。
刚出锅的炸糕脆得掉渣，糙纸包着，油慢慢沁出来，洇开一朵朵小花。撕开金黄外皮的瞬间，口腔内甜香四溢，温热的红糖缓缓在舌尖上流动，整个人周遭被蜜汁浸透了。炸糕须得趁热吃，凉了会发硬，里面的糖也凝固了，少了那种吃起来微微黏住牙齿的软糯和快乐。
2.只一次，姥姥忘了给我买油炸糕。事情源于街头小贩的一筐小鸡。那是一只褐色的柳条筐，里面满满腾腾挤着一群颤动的小绒球。路过的人瞅上一眼，都会想到鸡生蛋，蛋生鸡，鸡蛋无穷尽也……不由心里泛起一层希望和温柔。生意太好了，人们把蓄着老鼠须的小贩围成个圈，他是圆心，大家争着把手中的票子递给他。小贩喷着唾沫星子，像只噗噗吐泡的螃蟹，手舞足蹈地忙乱着。他咧着嘴展示手中的鸡崽如何活泼健壮，时不时拿黝黑的手指拨弄着，惹得它们啾啾叫。如果不是和姥姥争执起来，他仿佛一直能快乐死了。
他们是因着两元钱争执起来的。姥姥坚持说给钱了，小贩攥着大把票子，摊开松树皮似的手，不屑地说：“你看俺手里哪有两元钱？”姥姥以人格担保，自己明明把钱递过去了，小贩则一口咬定压根儿没见着。姥姥脸涨得红薯皮一样，据理力争：“方圆十里你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俺是个实诚人？你问问去，你去问问！”可那大手中确实没有绿色的两元钱，那张薄薄的纸去哪了，难道长了翅膀飞走了？
我的目光粘在不远处的炸糕摊上，盘算着一会吃几块炸糕。等意识到不对劲时，他们已经你一句我一句地吵起来了，话密得插针的缝儿都没有。吵够了，瘦弱的姥姥牛一样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愤愤不平：自己丢了钱和面子，丢钱事不算小，丢面子事更大。姥姥把名声看得很重，即使她只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老太太。我后悔自己的懦弱和迟钝，姥姥待我这样好，我竟没有帮她出头，只是木讷地站着，像其他冷漠的看客一样。如果我和她一起声讨卖鸡的小贩，姥姥会不会不那么孤立无援？
3.正午的阳光撒在头顶上，仿佛一只无形的手，扯着地上一大一小两个黑影子慢吞吞地移动。往常赶集，姥姥挎的柳条篮子里满当极了：蔬菜根上带着新鲜的泥土，活鲤鱼在抽打尾巴，缚着翅膀的大红冠子公鸡喔喔叫着，统统被我们祖孙俩拎回家。这次呢？来时踏着快乐的鼓点，走时腿上拖着秤砣，步伐沉重。唉，糟糕透了。
年幼的我不会开导姥姥，说不出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这样的大道理。只是模模糊糊记起，小贩好像是把绿色的一张票子，随手找给了其他买小鸡的人。
姥姥听了暗暗吐出一口气，脚步犹豫了，像是要返身回去理论一番。可想到一个五岁孩子的话，无凭无据，空口白牙，就像《皇帝的新装》里指着皇帝说没穿衣服的小孩，有谁信呢？算了吧，老天爷看着呐！既然姥姥给钱了，她定是没有错的；卖鸡的小贩忙中出错，也算不上坏人吧，大概谁也没有错吧？我有些迷糊了。
姥姥终于想起了油炸糕。因为耽搁了时间，卖炸糕的快要收摊了，别人挑剩的炸糕孤零零地躺在铁丝架上，真是委屈。我小鸡啄米似地啃着炸糕，嘴里没滋没味。
这件事之后，我下死眼地将两元人民币看了好几遍：这是第四套80版两元人民币，正面两个端庄的维吾尔族、彝族女子头像，背面为南海“南天一柱”风景图……
我很难再忘记这种绿色纸币的样子。
现在的人经历了出门带现金、银行卡消费再到手机支付的过程，像买小鸡这样的乌龙事件少了很多。后来为了优化币种，两元人民币完成了使命，不再用于货币流通，已退出阿堵物的舞台，就像姥姥这一代人，无声默片一样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再见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