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价值几何，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国家利益至上主义者都会给出各自的诠释。本片告诉我们的是个体的抉择和代价，正是他们的选择在维系着社会秩序的平衡。他们的价值和牺牲理应被我们当作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而非简单的新闻事件的符号去铭记。

　　行有行规，业有业德，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职业操守：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最高职业伦理；探求真相则是新闻记者的最高行为准则……在社会分工日趋精细的当代社会，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电影《真相至上》告诉我们，有时候，对职业操守的坚持固然值得称赞，但是能够敢于利用现有的政策体制空间，勇敢而坚定地迈出第一步，更是对个体职业担当的一种考验。

　　记者瑞秋意外获悉了美国政府一次不光彩的涉外行动：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对他国展开军事报复，为了掩人耳目不惜向公众抛出谎言。出于对新闻事件的职业敏感，瑞秋通过曝光中情局一位女特工的身份，将这个内幕揭露了出来。其后，她因涉嫌泄漏国家秘密遭到司法调查。为了迫使瑞秋供出线索爆料人，调查人员采取了极限施压策略。然而，为了坚守记者对线人保密的职业原则，瑞秋始终咬紧牙关，不惜遭受数年的牢狱之灾……

　　这部以剧情取胜的影片，打动观众的点更在于瑞秋强大到极致，甘做职业准则殉道者的清道夫形象。然而，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这种事关生死与自由的抉择场景自不多见，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职业担当。从这一角度再来反思影片，则又会品出别样的韵味。

　　新闻从业者对揭示真相的报道所可能暗含的巨大风险，事先不可能没有足够认识。我们有理由相信，影片中即使有宪法加持，但这种来自现实的未知压力足以让很多记者的报道热情偃旗息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瑞秋能够充分利用宪法赋予的权利，不顾潜在的政治风险而勇敢刊发报道本身，即昭示了一名记者对新闻价值的捍卫。如果说这种勇气所体现的精神内核是一种职业担当，那么对于法律人士而言，同样需要这种担当。

　　比如，多年来，出于种种顾虑，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的适用条件掌握得过于严苛，将正当防卫认定为防卫过当甚至故意犯罪的情况时有所见，不断引发着公众舆论对刑事司法个案正义的质疑。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法律已经给予了司法者认定正当防卫的空间和尺度的情况下，正当防卫条款的价值功能为何迟迟无法落地？

　　毋庸讳言，对实践当中认定正当防卫的所谓“圣人标准、事后诸葛、唯结果论”等现象进行概括，无一不是对防卫人附加了过多的苛责。形成种种严苛标准固然有多种成因，但将正当防卫的认定与否异化为司法人员明哲保身之举的因素，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反思。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遵循“死者为大”。即使被害人生前有多少过错是非，死亡会自动为其加持某种同情。而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正当防卫案件往往会造成重伤乃至死亡的严重后果，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在此情形下，倘若司法机关贸然以正当防卫为由，完全为被告人“脱罪”，则难免不会引发社会情绪的反弹，甚至面临被害人家属一方上访的压力。普通公众眼中的“朴素正义”，与司法机关所认定的“法律正义”，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与其冒着缠访闹访的风险，技术性的折中处置不失为一种中庸之道。在这种思维路径之下，久而久之，司法实践对“正当防卫”的认定普遍采取了较为审慎的做法，并附加了诸多严苛的“法外标准”。

　　难能可贵的是，随着山东于欢案、昆山反杀案等一系列典型案件的处理，正当防卫的法律价值正在被激活。这背后，自然少不了诸多法律人士的司法担当。或许，这也正是他们收获赞誉无数的原因。

　　同样的职业担当也可以体现在对见义勇为的司法判例上。一位老人骑自行车撞倒一男童后要离开，遭到一路人阻拦，发生争执后，老人倒地死亡。死者家属将劝阻者和小区物业诉至法院索要赔偿，被判决驳回。法院理由是：这种不超过合理限度的正当阻拦行为，不仅不具有违法性，还具有正当性，应当予以肯定和支持。最终结果固然振奋人心，但以前的类似案例双方，被各打五十大板的判例也有不少，导致案件起初依然引发各种忧虑。

　　当法律已经给了司法人员适用空间的前提下，司法人员只有在此框架下不断拓展适用，方能实现法律规定与实践适用的高度契合。这期间就需要一定的司法担当，才能避免这些条款精神的落空。

　　“你是近处的灯火，也是远处的星河，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正是因为一个又一个坚守职业操守的平凡人，正是一件又一件颇具担当的司法个案，推动着时代潮流滚滚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