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人》是以韩国20世纪八十年代“釜林事件”为原型拍摄的经典电影。这部电影展示了一个平民如何成为法治英雄的传奇经历，同时启发我们对人性、制度以及法治发展历程进行思考。

　　这是一个“草根”律师的励志故事。只有高中学历的宋佑硕，在建筑工地赚取微薄的薪资，司法考试屡战屡败。他妻子分娩的住院费需要岳母帮忙支付，甚至因付不起猪肉汤饭馆大婶的饭钱而只好逃跑。他已被逼到了命运的犄角旮旯，却“绝地重生”般地重拾理想。他找废品站老板赎回已被“放弃”的司考用书，一步一步通过司法考试、成为大田法院法官、后辞职开设律师事务所……或许“一切得来不费功夫”的人，难有顽强坚韧之志，也难有良善同理之心。宋律师逆袭的过程，却是他人格锤炼的过程，没有那一切“吃得苦中苦”的生活积淀，也不可能有后来那位“敢与人不同”的辩护人

　　这是一段“善有善报”的爱心接力。七年后，当宋律师携家人来到猪肉汤饭馆偿付拖欠的饭钱和利息时，慈祥的大婶早已忘记了宋律师当年的狼狈，只记得那个想要考取司法资格的有志青年，更拒绝接受金钱补偿。这份情义让宋律师更加眷恋猪肉汤饭的味道。当大婶的儿子朴镇宇因参与“釜读联”触犯《国家保安法》而被秘密逮捕后，无助的大婶哀求宋律师的帮助。此时的宋律师正接手一家知名财团的法律事务，但感念当年“一饭之恩”的他，明知政治敏感案件的辩护风险，仍义无反顾地担任朴镇宇的辩护人。法治英雄的成长，也离不开道德的滋养。

　　这是一场扣人心弦的法庭对决。高中毕业后靠“边砌墙边自学”入行的宋律师，其专业水准并不比科班生差。他在庭审前便引经据典，为被告人争取到不受手铐和绑绳等拘束受审且在法庭正殿入座的程序性权利。在交叉询问鉴定人时，指出鉴定人供职的“内外政策研究所”本身隶属于查处保安案件的行政机构，其鉴定缺乏中立性……此外，他还根据朴镇宇回忆的秘密关押地点特征，找到了这一个地方进行现场调查，发现明显的刑讯逼供痕迹。

　　在审判即将结束时，陪同车冬英在秘密关押地点负责医疗事务的军医尹尚柱良心不安，主动联系宋律师要求出庭作证。当法官不支持宋佑硕传召尹军医的申请时，宋佑硕以召集国内外媒体发表“良心宣誓”揭露审判内幕的方式“要挟”法官同意其申请，使尹军医得以出庭证实被告人遭受刑讯逼供的事实。

　　这是一次“触及灵魂”的信念之战。当律所事务长提醒他“今天起，是你把自己安稳的人生一脚踹了”，当受过美式教育的财团“少壮派”掌门人警告必须在刑案辩护与财团业务之间二选一时，当家人遭受人身的威胁时……宋佑硕依然不愿接受一场“未审先定”的“形式辩护”。这种执着，便是一种坚信“国家即国民”、法律人当为国民伸张正义的信念。其实，信念并非英雄专享的奢侈品。

　　任何人的信念，只要是善意，即使是扎根于最平凡处，都令人敬佩。大婶持之以恒的“爱心汤饭”；青年学生朴镇宇坚信“鸡蛋再脆弱，也是活着的生命。岩石最终会碎成细沙，而鸡蛋终究会孵化”；还有主动出庭作证揭露刑讯黑幕的尹军医，他的“毁身殉道”要比宋律师担任辩护人更需要勇气……这些平凡人的信念一起“抱团取暖”，不仅燃烧了宋律师的“小宇宙”，也让辩护团队的其他律师向宋律师承认妥协是一种错误。后来，当宋律师因组织集会也成为被告人时，釜山142名律师中的99名人自愿为他担任辩护人。

　　当然，信念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也是因人而异的。在朝鲜战争中失去父亲的警员车冬英也有忠于国家的信念，他在秘密拘押地点痛打宋律师时，一听到国歌声响起，会马上停手肃立、用右手掌捂住心脏。他会以刑讯手段逼取给“赤色分子”定罪的口供，并认为是“天经地义”；在尹军医出庭证明刑讯时，他会马上联系军方以尹军医擅自离队为由，动用宪兵将其带离法庭……

　　马丁·路德·金有一句名言：“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沉默。”宋律师的最可贵之处，便是在韩国全斗焕独裁政府时期，敢于以自身为表率让人们不再甘于沉默、不再驯服于恶人的嚣张，勇于叫醒沉睡或装睡的人们，一起来冲破石头的阻碍。尽管电影结尾，朴镇宇仍被判有罪、处刑三年且两年内不得假释，宋佑硕也因违反《国家保安法》而入狱，庞大的“辩护百人团”能否帮宋律师脱罪尚未可知，但他对检察官“为什么知法犯法”一问的回答仍表达了他矢志不渝的抉择：“在市民无法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作为法务人员，我更应该走在最前面。这才是真正的法务人员的义务。”这或许就是一名法治英雄的基本守则与终极目标。

　　2014年，《辩护人》上映一年之后，“釜林事件”中的五名被告人在距离原一审判决33年后被改判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