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木质的后门，似乎没有发出声响。爷爷清瘦的身板，正在帮有残疾的李叔绞蓑，三条并两条、两条拧成直线，翻转、加蓑，动作流畅清晰。我塞几百块钱给爷爷：“公公，我涨工资了。”爷爷笑着：“我不要，我也涨工资了。”说完，他的脸突然模糊了……我一惊从梦里醒来，有几分钟努力去寻找他，蓦然想起爷爷已经去世三年多了。

　　我的爷爷也曾是一名检察官，从1982年开始奋战在检察工作第一线。他常常不在家，等我会走路，祖母便让我去单位给他送饭。第一次去，我开始都没找到他，只在一堆账册里传出噼里啪啦拨动算盘的声音。他探出头来，头发已经发白，鼻梁上架着眼镜，阳光正好从绿色的窗格子爬进来。我就那样捧着食盒，站在老式保险柜旁边，看他用钢笔在纸上写字。后来，我数着窗棂上的虫子洞睡着了。

　　日子过得清贫，爷爷却很舍得买书，我家木房的边室有满满几架图书，几乎全是法律类书籍，书上细细密密布满批注。他经常在脚边点燃了艾草包，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1999年，高考填报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填报了法学专业，我向往爷爷那身检察制服。当我拿到福建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他已经退休在家。看得出他很开心，说话声音都大了起来，那把书房钥匙被当成成人礼送给了我。后来，那个书房开启了我对法律的第一认知。

　　我有一个习惯，似乎是从爷爷那里继承来的——只要有合意的书，我就去书店买下来。大学里每个月只有200块钱生活费，买完书扣掉饭钱班费社费，基本不剩。我的衣服鞋子都是便宜的地摊货，我不吃洋快餐，能用馒头解决问题就不吃包子。那段时光我并不觉得难挨，我将更多的时间都用在研究法律专业知识。我比很多同学更早认识犯罪预备、既遂未遂、结果犯和行为犯，更早知道诈骗和盗窃有时候很难区别。导师用形形色色的案例来考我们，我就打电话回去考爷爷，他总能说得条理分明，清晰透彻。

　　大学毕业后，我顺利考进检察院，分配在反贪局。我清晰记得查办的第一个案件，嫌疑人是电力公司的收费员，他将农户缴纳的3.54万元电费据为己有。涉及到的农户分布在几个村，村干部于是决定召集农户到村委会做笔录。我觉得方便又省事就同意了。当时正值农历五月，天气炙热。一个托着锄头的汉子满裤腿泥巴走进来。一进门就焦躁地说：“检察院是干甚的，来干甚？”我一通解释，他似乎还有些不高兴。问话时很不耐烦，让他签字，他草草签完字就急忙离开了，留下一地的泥巴脚印。连续几名证人都是这样，不禁让我觉得沮丧。晚上回家，我忍不住跟爷爷抱怨，爷爷听了笑着说：“明天你等晚上再去，别再把人喊到村委会，直接去人家里问。”第二天，我照做了，没想到案件取证工作竟异常顺利。农户见到我们大老远地来到家里很是热情，整个过程也进行得很顺利，临走还热情地让我们留下来吃晚饭。我好奇地问爷爷，爷爷说：“现在正是农忙时节，烟叶熟了要烤，稻苗长了要种，那可是一天都不得耽误的。你们大上午把人叫去做材料，耽误百姓的农事，群众自然不高兴。叫你们晚上去，那时候大家做完事回家了，正是歇脚的时候，人家自然愿意配合。办案件不能老想着自己图省事，也得想想百姓方不方便。”我有些羞愧，这不就是我们检察机关一直强调的“司法为民”吗？

　　2013年9月，一向身体硬朗的爷爷突然住院，没几天病情直转急下。当时局里正在查办一起贪污受贿案，进展有些艰难。我负责的对象前期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希望从她这里攻破心理防线，瓦解攻守同盟。经过一番努力，嫌疑人口供已经全部拿下，我正在做笔录，电话响了，是父亲打来的……来不及换下制服就跑到医院，爷爷躺在病床上合着眼睛，父亲趴在他耳边轻轻说：“莲锅来了，莲锅来了。”我走上前，眼泪止不住掉下来，他那么瘦，像一片叶子一样单薄。爷爷缓缓睁开眼睛说了最后一句话：“你还是穿制服好看……”

　　爷爷这一辈子，很平凡，他做事却很用心，新进来的干警没地方住，他出钱出力找房子帮忙付房租；他从不抱怨待遇不高，从未想过下海跳槽，从不为金钱所动。他就是这样的检察官，没有轰轰烈烈的成绩，却有一颗闪亮的心……

　　（作者单位：福建省宁化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