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1月12日，伦巴第刑事立法改革委员会开会讨论死刑废除问题，虽说在这次讨论会上，贝卡里亚因其一贯的人道主义立场和坚决的废除死刑态度使他处于少数派地位，而不得不搁置这一提案，并向考尼特兹大臣提交了两份发言报告，但这一转折也恰如其分地促成了他发表《论犯罪与刑罚》后另一篇更加深刻的废除死刑作品的问世，从而在理论思想层面挽回了讨论会上的尴尬局面。

　　这篇文章就是《关于死刑的意见》，后来被收录于《贝卡里亚刑事意见书六篇》一书中。就该文而言，这是一篇贝卡里亚走上仕途后就死刑存废问题向君主释疑答惑的咨询意见，而非纯粹的学术文章，因而带有一定的公文色彩。在语言风格上，相较于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时撰写《论犯罪与刑罚》的犀利与朴实，这篇刑事意见书更多了份深沉老练和成熟稳重；而在思想内容上，这篇刑事意见书在继承《论犯罪与刑罚》一书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还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和创新，大大完善了贝卡里亚废除死刑的理论观点体系。

　　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贝卡里亚从死刑威吓作用多余、借鉴效果短暂、引起旁观者怜悯、产生不良社会影响四个方面论述死刑的不必要性。而在《关于死刑的意见》中，贝卡里亚认为，之所以要废除死刑，“首先是因为死刑不必要，因而是不公正的；其次是因为死刑不如终身刑有效，如果这种终身刑具备有效和持续的公开性；第三是因为死刑是不可补救的。”在论述前两点时，贝卡里亚指出，“制止人们犯罪的最强大的约束力量不是处死罪犯时可怕的并且短暂的表演，而是一个人被剥夺自由、以其牢狱生活补偿他所侵害的社会的那种长期和持续存在的戒鉴。……人们在观看遥远的厄运时总是幻想自己能够避免它，并且总是对那些正遭遇这种厄运的人保有同情的心理。”而且，虽然所有人都赞同把死刑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但对待比之更野蛮和更凶残的犯罪时，“就必须通过更加残酷和挖空心思的行刑方式，实际地而不是表面地把死刑升格，这样所树立的戒鉴就不仅是在以谋杀惩罚谋杀，而且还在为这完全讲不通的做法增添合法的残暴色彩。”因而势必会对整个社会关于刑罚功能产生错误引导，造成以暴行镇压暴行的恶性循环。这里贝卡里亚虽然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但已经涵盖了此前的所有观点内容。

　　在理论创新方面，《关于死刑的意见》第一次提到了死刑的不可补救性问题，这是《论犯罪与刑罚》未曾提及过的。关于这一点，贝卡里亚从死刑证据的不可能充分性角度进行论证，“死刑作为不可补救的刑罚，相对于人类证据不可避免的不完善性，是不足取的。”贝卡里亚毫不客气地指出，“事实上，根据对法律制度的考察人们发现，判处死刑的充足证据从来都达不到排除上述相反可能性的程度。即使提供证言的证人为两人以上，即使关于犯罪嫌疑的证据数量繁多且相互独立，并且这些证据都得到被告人供述的印证，上述证据仍超不出道德肯定性的范围，经过认真考察，这种道德肯定性只不过是一种最高的可能性，别无可说。”讲到这里，贝卡里亚例证道，“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都出现过这样的事例：一些臆想中的罪犯被判处了死刑，原因就是所依据的证据被推测为不可辩驳的。”

　　死刑的适用使得一切司法错误变得不可挽回和不可补救，这是贝卡利亚最为深恶痛绝的。对此，他以28年前所表现出的雄辩气概奋笔疾书：“即使死刑是公正的，即使它是所有刑罚中最为有效的，为了正确地针对罪犯适用死刑，就必须以排除相反可能性的方式证明他是有罪的。这显然是因死刑的不可补救性而产生的要求。目前，如果要求根据这样的证据来判决罪犯，可能从来不会出现适用死刑的情况。”行文至此，贝卡里亚平静而又坚定地总结道：“因此，那种促使我们要求取消死刑的同情心并不是对罪犯们的错误同情……死刑，如果说能够最快捷地摆脱罪犯的话，对打击犯罪却不是最适当的。”

　　就学术价值来说，在贝卡里亚六篇刑事意见书中，《关于死刑的意见》无疑是成就最高的，它既可以说是贝卡里亚自然生命的“绝世之作”，也可以说是贝卡里亚的学术生命——废除死刑论的“收官之作”。因为，这篇文章不仅传承了贝卡里亚关于犯罪与刑罚的人道主义思考，而且进一步发展了他把人类内在的生命信仰与深邃的理智和高尚的宽容精神有机地结合的情怀与担当，既给予经验的法律现象以理论理性的照亮和澄清，又为人们树立起具有内在人文主义关怀深度的法律信仰开启了“起航之锚”，就此而言，《关于死刑的意见》一文中蕴藏的废除死刑思想和《论犯罪与刑罚》一样博大精深，可谓贝卡里亚一生关于死刑废除理念的“绝笔之美”。

　　两年后的1794年11月28日，贝卡里亚在米兰的家中因中风而与世长辞。作为一位古典刑法学大师，贝卡里亚已经离开我们两百多年，但作为一位满怀人道主义情怀的死刑废除呐喊者，贝卡里亚的思想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并将继续对我们法律人的思想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它潜移默化地构建转型中国人们的法律意识和价值观念，也体现在人们维护刑事正义与人类尊严的追求与行动中，并通过这些人和事塑造着我们的法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