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时候，厄运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花石纲”之后，杨志又承揽了“生辰纲”的押送任务。至于结果，大家都非常清楚，他的坏运气一直在持续，“花石纲”时黄河里遭遇了风浪，而“生辰纲”则在黄泥冈被晁盖一伙人抢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有一点是最先应该要弄清楚的：即“花石纲”和“生辰纲”的区别：“花石纲”，是皇上吩咐的工作，第十二回里，像杨志说的：“……道君因盖万岁山，差一般十个制使，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赴京交纳。”由此，“花石纲”的任务是一次公务活动。而“生辰纲”，是梁中书以私人名义拜托杨志负责的私人事务，押送的内容是梁中书给岳父蔡太师的生日礼物。这是“花石纲”和“生辰纲”的最大不同。

　　用我们今天的视角，“生辰纲”纯粹是一次发生在梁中书和杨志之间的民事委托行为，其中，梁中书是委托人，杨志是受托人，而且，接受此次委托的，并非仅杨志一人，还有其他人，在向杨志交代任务的时候，梁中书说得非常清楚：“……怕你不知头路，特地再教奶公谢都管，并两个虞候，和你一同去。”由此，杨志只是这次护送任务的共同受托人中的一员而已。

　　自接受梁中书的委托，杨志可谓殚精竭虑、尽职尽责。他一开始就对路途中的风险有充分的估计，并在此基础上，向委托人梁中书提出了具体而合理的建议；在护送过程中，杨志更是谨小慎微，不敢有丝毫懈怠。特别是到了黄泥冈地段，杨志一再向众人、也是此次任务的其他受托人说明此处的危险：“……都管，你不知这里正是强人出没的去处，地名叫作黄泥冈。闲常太平时节，白日里兀自出来劫人，休道是这般光景，谁敢在这里停脚！”

　　可以说，作为受托人，对于此次接受委托的任务，杨志尽到了自己的谨慎的照顾义务，主要是基于其他受托人的过错，才中了吴用的计策，导致“生辰纲”失陷。对此，于情于理，杨志是不应该承担责任的。或许有人质疑，杨志一无所有，仅有的一口宝刀，因为杀死牛二，也被当作罪证“没官入库”，如果回去复命，梁中书仗势欺人，他拿什么赔偿梁中书呢？这确实是个问题，不过，事情也并不是没有转机。

　　首先，梁中书给岳父蔡太师的礼物本身是有问题的。“生辰纲”价值不菲，约合十万贯，这还仅是一次的数量而已，之前，梁中书言“上年费了十万贯收买金珠宝贝”，也就是说，作为一名地方官吏，梁中书在两年的时间里，能够连续拿出二十万贯钱财来给岳父过生日，继而，我们当然有理由推测，梁中书绝不会只是给岳父大人过了两次生日，那么，仅一次的生日礼物就是十万贯，他该给蔡太师过了几次生日呢，又送了多少生日礼物呢？由此，我们要说明的是，杨志负责押送的“生辰纲”，这些财产本身的合法性是存疑的，按照我们今天的解释，这完全属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当然，财产的来源不言自明，无非是民脂民膏，其方式，要么是直接盘剥百姓，要么聚敛自下级官员。关于后者，《宋刑统·职制律》“所受监临赃条”规定：

　　“诸率敛所监临财物馈遗人者，虽不入己，以受所监临财物论。”意思是，带头聚敛他人财物，馈赠他人，虽然不归自己所有，也要按照“受所监临财物”处理。这也就难怪晁盖、吴用等人，理直气壮、想当然地把它定义为“不义之财”了。

　　再有，梁中书指派杨志护送“生辰纲”，这一做法本身也是有问题的，说白了，他这是公权私用，利用手中职权指使下属为自己干“私活”。对此，宋代有专门的法条予以规制。同样，按照“所受监临赃条”：

　　“诸监临之官私役使所监临，及借奴婢、牛马驼骡驴、车船、碾、邸店之类，各计庸赁，以受所监临财物论。……若有吉凶，借使所监临者，不得过二十人，人不得过五日。其于亲属，虽过限及受馈乞贷，皆勿论。营公廨借使者，计庸赁坐赃论，减二等，即因市易剩利及悬欠者，亦如之。”

　　意思是，身为主管官员，因私使用所属人员，或从自己管辖的部门借用奴婢、车船牛马等公共物品，各按雇佣、租赁的方式来计价，按照其接受主管财物论罪。如果官员家中，有婚丧嫁娶等红白事务，可以准许借使其管辖的人员，但总数不能超过二十人，每人不能超过五天，官员亲属则不受此限制，不计算在此二十人中。即便官员想改善办公环境，役使下属建造办公房舍，也要各计工值、租金，以赃论罪。或者，官员为盖办公用房从事经营行为获利或有所亏欠而不按时偿还，也要计算利润或负债额度，以赃论罪。由此，梁中书指派杨志押送“生辰纲”的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其性质属于“监临之官私役使所监临”。

　　综上，无论是那十万贯“生辰纲”，还是梁中书的“委托”行为，均触法或被制度明令禁止。而曾做过殿帅府制使、具有公务人员履历的杨志，对此不仅毫无认知和体察，却因为没有兑现自己当初向梁中书的承诺，竟心存轻生的念头，要“撩衣破步，望着黄泥冈下便跳”。这一幕，实在有令人啼笑皆非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