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与捷克类似，它们都是地理上的小国，却又是文学大国。伟大而迷人的王尔德出生在都柏林，尽管当时的爱尔兰还在英国控制之下。同样耀眼的名字还有均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萧伯纳、叶芝和希尼，写下《尤利西斯》的乔伊斯，创作荒诞戏剧《等待戈多》的贝克特。即使你不想那么文艺，只爱革命时代的激情，那么也有伏尼契的《牛虻》。直到当下，约翰·班维尔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赔率榜上的常客。但是，特雷弗与他们都不一样，尽管他在乔伊斯的小说中受益匪浅。

　　以88岁之龄去世的威廉·特雷弗，有“爱尔兰的契诃夫”之称，也被《纽约客》誉为“当代英语世界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他于1928年生于爱尔兰，曾就读于爱尔兰最著名的都柏林圣三一学院。1952年移居英国，居住于德文郡，这也是侦探小说大师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乡。1964年，特雷弗凭借小说《老男孩》获得霍桑顿文学奖，从此全身心投入写作。

　　这部处女作委实出手不凡，它讲述一群老校友委员会成员在推选下任会长时的勾心斗角，其间穿插回忆，原来，他们当年在学校时同样如此。矛盾并未因岁月流逝而消失，甚至更让人无法释怀，偏偏身体和精力已经很难承担这样的争斗。咄咄逼人的表象之下，尽是孤独与悲凉。

　　他的大学时代正值“二战”后期，若是身在法德，难免跌宕于大时代；若是身在匈牙利波兰捷克这样的国家，更会在有生之年见到两种极权的兴盛与衰亡，极有可能在光怪陆离中成为一个抗争者。可是，他生于爱尔兰，即使战火最为激烈时，也有一块相对宁静的天地。当昆德拉从捷克流亡到法国，当马洛伊从匈牙利流亡到美国时，他也选择了自我流放，可那是从爱尔兰到英国，从一个世外桃源前往现代文明发源之地，从一种从容走向另一种从容。他的漫长人生几乎没有变化，那是一种按部就班的幸运，而且并不影响他以敏锐的观察探究人类心灵。

　　我读的第一本特雷弗，是2012年1月出版的《纸牌老千》。它作为最早的中译本，其英文原版反倒相对“新鲜”，诞生于2007年。80岁高龄的特雷弗写作此书，大有看透时间的冷酷。开篇的《裁缝的孩子》，讲述一个年轻人驾车意外撞死一个孩子，孩子母亲是个穷困落魄的女裁缝，她目睹车祸却未告发，而是转移孩子尸体，造成非车祸致死假象。她随后执着地出现在年轻人的生活里，希望“得到”后者以改变自己的不堪境地。受到良心谴责的年轻人则始终挣扎，他知道自己终将走向这个放弃为孩子报仇的艰难女子。

　　同样在2012年读到的《雨后》，其实是1996年便已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曾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好书。书中有12个故事，最让我喜欢的是《钢琴调音师的妻子们》，那种平淡悠长的韵味，几乎能让我想起小津安二郎。钢琴调音师有两任妻子，前任维奥莱特已经故去，他与继任贝尔结婚时，已然垂垂老矣。友人们说：“不管怎么说，她算是得到了残余的他。”但这样的得到并不能让贝尔满意，因为尽管维奥莱特已经故去，可贝尔每做一件事，都会以维奥莱特为假想敌。在人为制造的种种疑惑中，生活仍在继续，只是，“贝尔赢得了结局，因为生者总是赢家。而这似乎也是公平的，因为维奥莱特赢了开局，并且度过了更为美好的岁月”。

　　书中有不少一针见血的金句，比如“所谓美满，到头来总有一天，在离婚法庭上，被叫作乏味”，又如“用恋爱去修复自己对爱情的信念，过于肤浅和随意了”。可是这些金句，最后都化作小人物的无助。

　　《爱情与夏天》堪称其早年爱尔兰乡村生活的一次最好总结。爱情中的离愁别绪，与大时代的去国相融合，所告别的，唯有随时光而渐渐逝去的旧日乡村。他笔下的乡村，在时代前行的脚步中渐渐落伍，以至于被淘汰。它已无法给予作家足够的养分，却成为作家永恒的追忆。

　　特雷弗的《费丽西娅的旅行》的电影版曾入围戛纳电影节，有人评价影片是“自《沉默的羔羊》之后，没有看过比这更好的温柔的惊悚片”。

　　特雷弗擅长以简洁的短篇形式写那些小城小镇的故事，将生活剥茧抽丝，袒露所有的困顿、悲苦、欺骗、背叛和悲悯。即使涉及政治，如英国统治爱尔兰时期的旧事，他也并未将一切过错推给英国人。他始终暗示，人类完全可以超越回忆，超越不幸。在特雷弗的小说里，你只能见到小人物，他们卑微不幸，他们迷惘忧伤，他们放纵荒唐。他们都来自爱尔兰。客居英国的他曾说：“只有离开爱尔兰，你才能真正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