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雠，血染浔阳江口。”“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这是宋江在浔阳楼上题写的反诗。也正是这一事件，迫使宋江放弃幻想，最终走上梁山。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具有强烈“忠君思想”的宋江，自始至终都没有要推翻朝廷的想法。这首诗之所以离经叛道，我想，很可能是一个自负青年郁郁不得志而借酒消愁的一时诳语，并不见得他内心真的有如此的打算和计较。

　　平心而论，宋江但凡有些社会常识，其实不应该有多少愤懑、忧郁的理由。例如，他诗里写的“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自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宋江杀死阎婆惜一案的判决，基本上是合乎当时的法律正义的，宋被文面、发配，这都是他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再说了，江州非沧州，如他父亲所说，江州“是个好地面，鱼米之乡”，宋江在此，有戴宗、李逵照顾，整日聚会闲游，其待遇远超普通囚犯，何谈不幸？

　　再如，“他年若得报冤雠，血染浔阳江口”，这句也是无的放矢。宋江有冤仇吗？他的冤仇是什么？即便有的话，也是“阎婆惜之冤”而非“宋江之冤”，如此，他“血染浔阳江口”的理由又是什么？更甚者，宋江非但不应该为刺配江州感到苦恼，他更应该感到的是窃喜和庆幸。因为，在杀惜逃亡的过程中，宋江教唆、纵容燕顺等人实施了一系列惊天大案，例如，杀死青风寨知寨刘高；为拉秦明入伙，纵人屠杀青州百姓。这些案件，在“杀惜案”的审讯过程中，宋江均没有坦白，官府也没有追究，不了了之。由此，在江州，宋江其实是一个隐瞒了重大犯罪事实的服刑人员，他该庆幸自己成功地躲过一劫，期盼通过好的表现洗白过去，何来冤仇？

　　就这首诗而言，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不仅在寻觅机会、一心求官的黄文炳眼里，换成任何一个人，这也是反诗无疑。我们不妨做一个比较，来看下面这几首：

　　其一：烟雨蒙蒙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但教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

　　其二：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其三：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这三首诗，像反诗吗？这三首诗都被定义为反诗，诗人也锒铛入狱，险被处死。这便是宋代有名的“乌台诗案”，诗人是苏东坡。

　　反观宋江的两首诗，字里行间充斥着暴力词汇，流露着极端的反社会情绪，被认定为反诗，是非常恰当的。浔阳楼的墙壁上，题了很多诗，在众多的诗词之中，黄文炳一眼看出宋江的《西江月》是反诗，这一方面说明了黄的眼光之敏锐，另一方面，也表明该诗在众多诗词中的扎眼、异端和另类。一旦认定为反诗，且随后又坐实了宋江与梁山的通谋，依法处宋江死刑，和之前的“杀惜案”判决一样，均合乎法律正义。

　　依《宋刑统·贼盗律》“谋反”条：“……即虽谋反，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者，亦皆斩，父子、母女、妻妾并流三千里，资财不在没限。其谋大逆者绞。”该条的意思是，言论虽然已经构成乱常之词（宋江的反诗，当然属于乱常之词），可又不能煽动他人的，虽逞凶威，但又不能率领他人的，就是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的，也皆斩杀，父子、母女、妻妾流三千里，只是家产不予没收。

　　第四十回，小说浓墨重彩地描写了死刑执行的过程：（黄孔目）当日禀道：“明日是国家忌日。后日又是七月十五日中元之节，皆不可行刑。大后日亦是国家景命。直待五日后，方可施行。”……蔡九知府听罢，依准黄孔目之言。直待第六日早晨，先差人去十字路口打扫了法场。

　　由此段我们看到，为了拖延时间，黄孔目找出了例如“国家忌日”“中元节”“国家景命”等理由进行搪塞，成功地把行刑日期往后推迟了五天。否则，梁山好汉营救宋江的计划就落空了。

　　黄孔目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当然是获得了制度支持的。《宋刑统·职制律》“祭祀”条：“诸大祀在散斋而吊丧、问疾、判署刑杀文书及决罚者，笞五十，奏闻者，杖六十，致斋者各加一等。”按此规定：大祀散斋四日，在此期间，不得吊丧、问疾看医，定罪、判杀的法律文书不得签署，也不准决罚杖笞等刑，违反此项规定的，笞五十。

　　再依据《狱官令》“决死罪”条：诸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徒一年。其所犯虽不待时，若于断屠月及禁杀日而决者，各杖六十。待时而违者，加二等。

　　由此，即便像宋江这样的犯人，所犯之罪虽属于“决不待时”，但是，在断绝屠宰月即正月、五月、九月以及禁杀日也都不能执行死刑，违反者，各杖六十。传统制度里的这些行刑禁忌，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农耕文明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影响。

　　再来看一下行刑的场面：就大牢里把宋江、戴宗两个匾扎起，又将胶水刷了头发，绾个鹅梨角儿。各插上一朵红绫子纸花。驱至青面圣者神案前，各与了一碗长休饭，永别酒……真乃压肩叠背，何止一二千人。

　　我们注意到，行刑的时候，宋江、戴宗的发型是经过一番刻意处理的。传统社会里，头发被囊括于孝道伦理之中，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此一来，就难以成为针对肉体的“规训与惩罚”的缺席者，它注定会成为仪礼与刑罚关注的对象。我国古代就有“髡刑”，其行刑方式即是把人的头发全部或部分地剃掉，在古人看来，这是一种严厉的惩罚。宋江、戴宗临刑前，官府对其发式的刻意处理，这是一种针对犯人的标签化、荒诞化的技术，更是一种惩罚技术。再有，“弃市”作为一种“公共景观”式惩罚，是传统社会里斩刑的通常做法。其功能和意涵，按照福柯的观点，这种公开的酷刑执行，是一种关于肉体的“政治技术学”，当众的折磨和行刑，是君权的宣示和对犯人的报复，对于观众而言，则是一种重申。它更主要的意义不在于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

　　然而，这种“剧场化”的惩罚方式在展示权力之余又有着削弱权力之虞。由于酷刑的残忍、野蛮，本身会给参与的民众一种强烈的罪恶感，这对制度原本要追求的社会效果，无疑是一种解构和消解。进入现代社会，酷刑、肉刑被废除，惩罚不再是一种公开的表演，以这种转变为标志，人类社会的“惩罚”时代落幕，进入了“规训”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