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融书法、绘画、雕刻于一体，是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古往今来，许多文人用印，除名章外，还有使用闲章的习惯。所谓“闲章”，通常是指以清词丽句镌刻的印章，多见于书画作品引首或押角，少则一方，多则数枚，审其布局虚实而定，每为作品平添几分艺术效果，故又称之“引首押脚章”。但这种印章无关名讳，可以随意撷取诗文或用俗语，表心迹，抒志趣，印文丰富多彩，凡具意趣、颇有兴味。
据考，闲章滥觞于先秦时期。最初的闲章，多作为吉祥之物，为书画篆刻家所重视，时以此馈赠好友。自诗文名句入印后，加上印谱的问世，更扩大了闲章的内涵情性，尽态极妍，饱含哲理。至明代后，文人墨客皆喜镌刻、钤用，蔚然成风；沿袭至今，更受书画家之青睐。
宋代书画家们将其钤盖在书画作品上以作征信，并增添美感，融书法、篆刻、金石韵味于一体，同时亦用以鉴藏。米芾曾亲自创作印章，涉及此道者还有王俅等人。到了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吾丘衍、钱选、王冕等人也纷纷致力于印章创作。赵孟頫用形体娟秀、笔势圆转的小篆入印，称为赵氏“铁线篆”，与吾丘衍共创了“圆朱文”印文字体，开创了一代风气。清代陈炼《印说》评价：“其文圆转妩媚，故曰圆朱文，要丰神流动，如春花舞动，轻云出岫。”可知这一书体的美妙。赵孟頫曾辑成《印史》，刊行于世，对当时的篆刻艺术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吾丘衍与赵孟頫为忘年交，时相往还，其以“玉筋篆”入印，对当时的篆刻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与赵孟頫并称“吾赵”。王冕用花乳石治印，解决了印材便于镌刻的问题。于是文人墨客中好此道者越来越多，闲章日受青睐，成为治印者的重要创作内容。
闲章中，大多是表示激励和萌志发愤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取师旷“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句，刻有闲章曰：“老学庵”一颗，作为书斋名，激励自己要活到老，学到老。齐白石有“三百名印富翁”“千石富翁”之誉，这“三百”“千石”印并非都是名号章，其中大都是“闲章”。他一生发愤苦学，成名后遂精心刻一闲章曰：“鬼神使之”，说明从事艺术创作时，注意力高度集中，下笔如有神助的一种境界。其他诸如郭沫若的“惜寸阴”、李可染的“峰高无坦途”、王遐举的“壮暮”等闲章，也表达了印主的自勉自警。足见一章之微，蕴蓄之深，令人叫绝。
清代陈豫钟一生探求书画篆刻艺术，著有《求是斋印谱》《求是斋集》。其印文“求是斋”有一种独守一室，甘愿享受寂寞之感。清代书画家、篆刻家黄易流传至今的白文印章，线条刚猛劲爽，时露刀锋，痛快淋漓，有一种“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凌厉气势。这种切刀的快意，体现了篆刻家娴熟的切刀技巧，以及对印面线条走向空间的方寸把握。全印劲道中显古拙，是书法与刀法趣味的有机结合，有黄易篆刻艺术独特的韵味。
白文印又称阴文印，印章文字或图像有凹下与凸起两种形体，凹下的通称阴文，突起通称阳文。阴文印即是印章文字或图像凹下的印章，印章钤盖出来的效果印底呈红色，文字呈白色，给人空旷、飘逸之感。
闲章不啻拓展题意，有的还用来展示其身世、经历和处境。“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一生以“风尘俗吏”为乐，后被诬而遭罢官，他自镌“直心道场”“私心有所不尽鄙陋”“畏人嫌我真”等数枚闲章，寓洁身自好、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的节操于印文之中。康有为生前有枚阳文线篆闲章，文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行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寥寥数语，戊戌旧事，概见端倪。国画大师徐悲鸿在他收藏的一幅《八十七神仙卷》古画及任伯年的扇面等精品上，都钤盖上了“悲鸿生命”那方意味深长的收藏闲冥，反映其对艺术追求的忘我之境。书装艺术大师钱君訇先生，八十年代初重获文革被抄文物后，自刻“君訇庚申重得”“与君一别十三年”两印，记怀备至，其言也哀，其情亦浓。
有的闲章记录了作者的境遇情怀，借以寄托物故，以表心迹。明代书画家郑思肖的“求则不得，不求或与，老眼空阔，清风万古”白文印，意在刚介有志；吴昌硕以“一月安东令”自喻的闲章，以嘲不遇；近代文学家郁达夫精于篆刻，刻有一方自用印“郁郁乎文哉”，系选用《论语》中之句而成，巧妙而得体，优雅清丽，耐人寻味。
从闲章的印文上，还可窥见作者的禀赋与爱好，意趣盎然。明代唐寅中了解元之后，往京会试，因科场案牵连而被黜，居苏州卖画为生，常在画幅上钤有“南京解元”和“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民间因此衍出了张冠李戴的著名的《三笑姻缘》。李叔同年少目睹清政府腐败，遂立志主张维新，适逢戊戌变法，自镌“南海康君是吾师”；30岁时出家为僧，又刻了“沙门多辟目”闲章，抒发其对世事的感受。张大千去台湾后，曾画一幅《黄山旧游图》，寄怀在家的四哥张文修，钤有“别时容易”一印，并题曰：“吾哥年八十有二，弟亦六十八矣，相望不得见，奈何。”该印把海峡两岸思亲之情跃然纸上，深化了作品的意境。
闲章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有的艺术瑰宝，是一束馨香四溢的奇葩。它犹如一扇窗户，让我们从中看国运民命、变迁兴衰、人世沧桑。其含蓄的深邃意蕴，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闲章不闲，是历史文化的一块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