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拉巴尔在捷克人心目中的地位之所以能超过卡夫卡，更远胜米兰·昆德拉，正是因为他的捷克语写作，以及他笔下真实的捷克。如果捷克也有“在地写作”一说，赫拉巴尔当然是最好的代表。

　　1914年3月28日，赫拉巴尔生于布尔诺附近的日德尼采。那时，这里还属于奥匈帝国。如今，布尔诺是捷克第二大城市，也以米兰·昆德拉的故乡而闻名。但相比选择逃离的米兰·昆德拉，捷克人显然更尊敬赫拉巴尔。连昆德拉也表示：“如若有人要为苏占结束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时代命名，他必得称之为赫拉巴尔时代。”

　　赫拉巴尔拥有法学博士学位，但他一生都未从事法律工作，一直从事底层职业。他做过仓库管理员、铁路工人、列车调度员、推销员。1949年，这个出身优越的精英知识分子更是自愿前往布拉格，当了克拉德诺钢铁厂的工人。他的理想是要见证这个时代捷克人民的生活。

　　1954年，他因严重工伤离开冶铁厂，成为一名废纸收购站的打包工。他独自生活在布拉格郊外的利本尼区堤坝巷24号，这里远离如今游客遍布的布拉格中心，是一个废弃工厂车间改成的大杂院，破败不堪。但他在这里一住就是20年。每当晚上，他便走进啤酒屋打发时间，他的小说多来自听来的各种故事。但直到1962年，已经年近50岁的赫拉巴尔才开始系统写作。1963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底层的珍珠》由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出版。有人认为，赫拉巴尔直到49岁才出版第一部作品，恰恰是其幸运之处，因为“他在很长时间中，跟最基本生活的那个关系没有中断。有很多人一旦出了名，成了著名作家，他的生活就变得很虚假了。赫拉巴尔跟生活之间的这种非常密切的联络，是其作品能够感人至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964年，他的短篇小说集《巴比代尔》出版，1965年，另一部名作《严密监视的列车》出版，二者均获得文学奖项。但转眼便是1968年，当布拉格之春遭苏军镇压后，出版审查制度重启，支持布拉格之春的赫拉巴尔也成了“被严密监视的作家”，作品被禁止出版，两本新书甚至直接被清理到了废纸回收站，此前已出版的著作也被撤架，根据其作品改编的电影被禁映。至于他本人，也被作协开除了。

　　1970年到1976年，赫拉巴尔只能写作回忆录式的文字。据说，他隐居在布拉格郊外的小镇上，常常爬上储藏室的屋顶，将书桌的两个桌腿锯短，以适应屋顶斜坡，一边晒太阳一边写作。《过于喧嚣的孤独》和《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便是在此期间写成。

　　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过于喧嚣的孤独》，它有一个动人的开头：“三十五年了，我置身在废纸堆中，这是我的LoveStory。”

　　——在那个地下室里，只有旧机器、废纸和耗子，以至于打包工汉嘉去买啤酒时，袖子里都会钻出一只耗子，他的额头上常常堆满绿苍蝇的死尸。但这里却是他甘之如饴的全世界。爱书的他，常在废纸堆里发现好书，得以一边阅读一边工作。他会在每个打好的纸包里塞上一本精心挑选的经典文本，让歌德、席勒们的灵魂附在这张纸包上。

　　三十五年里，他陆陆续续将两吨书搬回家，堆在储藏室、厨房乃至厕所。厕所里仅仅留有他坐在马桶上的空间，若他稍不注意碰一下隔板，就会有半吨重的书翻滚下来。床上也有隔板，书籍一直堆到天花板，他就躺卧在这书山下。以至于他怀疑自己的膝盖碰一下或者大叫一声，书山就会倒塌将他压扁。这让他夜不能寐，但显然他并不抗拒这样。

　　相比之下，外面的世界过于喧嚣，充满着毁灭与不幸。整个国家和城市遍布战争的伤痕，以至于荒谬连连。汉嘉曾发现一批二战中遗失的普鲁士皇家图书馆藏书，便通知军方以求物归原主，谁知这批精美图书却被当成战利品，以每公斤一外汇克朗的废纸价卖给了瑞士和奥地利。当装满图书的火车驶远时，汉嘉哭着说自己犯了反人道主义罪行，要警察给他戴上手铐，却遭到他们的嘲笑。他说：那时候我已在内心找到了力量，使我目睹不幸而漠然处之，克制自己的感情，那时候我已开始懂得目睹破坏和不幸的景象有多么美……

　　这当然是一个寓言，甚至是末世隐喻。冰冷机器摧毁的不仅仅是书籍，还有人心。今天再读此书，仍能触摸到那冰冷的孤独。

　　赫拉巴尔曾说自己心中“有一个小市民和一个真正的自由人在争吵不休”。他热爱这样的生活，并以小酒馆为象征。他的写作方式与风格也和哈谢克相似，《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就沿袭了《好兵帅克》式的讲故事风格。相比之下，昆德拉所继承的当然是卡夫卡的传统，以优雅的精英知识分子形象出现，远不同于哈谢克和赫拉巴尔式的戏谑。

　　与许多人的想象不同，虽然赫拉巴尔的一生见证了捷克数十年来的跌宕，但他并非一个激烈的抗争者，其作品中并没有多少愤怒与控诉。他也曾表示自己是个怯懦的人，只能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看法。《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便是这样，它通过一个餐厅服务员的经历，处处流露出好兵帅克式的幽默。

　　相比起米兰·昆德拉，读者们都会更加喜欢赫拉巴尔，因为他们可以在巴比代尔们的身上看到一种“在特殊的语境下用喜感消解强权、用反讽找回尊严的普遍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