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语言学家塞·约翰逊说过：“最明亮的欢乐火焰大概都是由意外的火花点燃的，人生道路上不时散发出芳香的花朵，也是偶然落下的种子自然生长起来的。”我有幸能够进入检察机关工作，也恰好源于一次“意外”，二十年之后，又由于一次“意外”，我将与部分同事一起离开这个带给我一路温暖和快乐的地方，踏上一条崭新的被赋予伟大使命的探索之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在清理办公房间、书桌，以及整理文件档案资料时，那散放在各处的检察符号、印记，不时将我拉回到那如歌岁月中，让我忆起那些温润我一生的美好故事。

　　肩章、领花和检徽

　　那是一个暖暖的夏日上午，在煤矿井下工作了三年的我正在矿区里闲坐。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闪入我的眼睛，竟是母亲！她第一次从县城搭上一辆运煤车来到了她时刻牵挂又不曾到过的偏僻矿井。我惊讶地问：“这么远，家里有急事？”“没有。检察院招生，我给你报了名。”母亲欣喜地告诉我，“报名费我已经给你交了。”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没有读过书，也没有什么文化，但不识字的她竟花了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130元替我报了名，难以置信地给信息闭塞的我搭起了新的发展之梯。后来我顺利通过了1995年全省检察机关扩编招生笔试、面试、体检……当我第一次穿上检察制服上班时，母亲的眼睛一下子亮了，用手仔细抚摸着浅绿色检察制服上的红色肩章和金色双剑领花，生怕沾上一点灰，脸上洋溢的笑容是那样的灿烂。

　　后来，检察制服更新换代，我胸前所佩戴的由长城和橄榄枝簇拥着的五星检徽，又立刻成了她的最爱。一次，几个孩子在院中玩耍，淘气的侄女将我衣服上的检徽佩戴在她的身上炫耀，视力不好的母亲竟一下子发现并不容分说进行了“收缴”，丝毫未顾及孩子的嚎啕大哭。这个场景让在座的家人惊讶得不得了，惊讶在于她怎么从那花花绿绿的衣服上，确定上面这个标志就是我的检徽。母亲是怎么做到的呢？事后我想这定然离不开她对我深深的爱，以及对我从事的检察事业特别的情怀。

　　检讨与聘书

　　那是一个灰暗的星期五下午，进院一年多的我，直接给首任检察长上交了一份羞愧的“成绩”——我和几个人在科室里偷偷打扑克，被他逮个正着。次日，我诚惶诚恐垂着头立在检察长办公室，他在翻阅着我昨晚彻夜未眠的作品——检讨书。“写得很深刻，妙笔生花呀，你写的？”他问。我点了点头，不敢言语。“这期《晋中检察》登了院里两篇文章，没有你吧。都是新录用之人，为什么你和他们交出的作品却有天壤之别，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吗？”他带着嗔怒质问着我。这一下“震动”了我，震动之因不在于这次批评本身，而是他说出了我欠缺对这份职业应有的尊重和态度。

　　2007年真是个特殊的年份。当年2月，我凭借撰写的《芬芳满怀》一文，在“感动晋中”2006年度人物的征文中获奖，并接到了晋中市政法委送交的通讯员聘书。接着3月、7月，我在电话里听到了来自遥远北京的声音，两位《检察日报》编辑先后与我就我撰写的两篇查办案件的纪实通讯进行了交流，尤其是当我了解到题目为《是救星还是灾星》的通讯将会在《检察日报》整版全文刊登时，那种喜悦现在回味起来都暖意融融。令人兴奋的是稿费也相当丰厚，共有580元，在年终总结的时候，第四任检察长就我发表的两篇文章，还专门设立了特别奖，奖金600元。1300多元，差不多是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但最让我自豪的却是文章中我的名字前面加注的“本报通讯员”的称谓。对我来说，这种标注是无与伦比的，也一定是各位检察长最想看到的事。

　　证书和牌匾

　　2012年12月4日法制宣传日上午，榆次颐景宾馆的会议室里气氛热烈，随着主席台上的大屏幕播放出关于我的宣传视频，我走上主席台，从市领导手中接过了“晋中十大法治人物”的证书以及“忠诚敬业的反贪尖兵”奖牌。在接受晋中报社记者的采访时，我提到了六年前我担任反贪局局长后遭遇的第一起案件。

　　这是一起煤检站职工受贿案件，涉案犯罪嫌疑人共有15名，而反贪局包括我在内，只有4人。当时正值七月，室外骄阳似火，室内热气逼人，连续九天不停歇地传唤、审讯，连续九天不间断地出击、攻坚，汗流浃背、口干舌燥、困倦乏力的干警硬是在这场狭路相逢、异常激烈的对决中挺了过来，最终让这伙气焰异常嚣张的“蛀虫”感受到正义的重量。那充满火药味的胶着场面至今历历在目。2016年年初，检察院党组为推动全院检察工作更上一层楼，精心制作了能够代表和传承和顺检察院精神的履职能力好、遵纪守法好等五个方面好的“党员先锋岗”牌匾，经过推荐、评议，这块珍贵的牌匾，被授予了我所在的职务犯罪侦查局。

　　生命中某些珍贵的片段，正是由一些微不足道的物件勒石铭刻。这记刻着我成长历程中美好时刻的检察符号，能让我得以时时回望，去享受那一刻属于自己的宁静而惬意的休憩。

　　（作者单位：山西省和顺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