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佛法，八戒或许真的是“白天不懂夜得黑”，然而，他却精通世俗世界里的规则。很多时候，他不像是一个去天竺朝圣的佛门弟子，倒像是阴差阳错来到取经团队里的法律人。

　　第十九回，孙悟空先是变作高太公的女儿将八戒打败，又追至八戒栖身的山洞前，一顿铁棍，把两扇门打得粉碎，此时的八戒“正喘吁吁地睡在洞里”，听见打得门响，跑将出来，厉声骂道：“你这个弼马温……你且去看看律条，打进大门而入，该个杂犯死罪哩！”孙悟空笑道：“这个呆子！我就打了大门，还有个辨处。像你强占人家女子，又没个三媒六证，又无些茶红酒礼，该问个真犯斩罪哩！”这像极了律师间的交锋，他们两人之间的对骂，竟然是一场唇枪舌剑的“法庭辩论”！

　　第二十三回，黎山老母、观音、普贤、文殊菩萨四人化身“娘女四人，意欲坐山招夫”来考验唐僧师徒的取经意志。大家怂恿八戒留下，八戒也非常渴望留下，便道：“话便也是这等说，却只是我脱俗又还俗，停妻再娶妻了。”他这里给出的竟是一个法律上的理由：考虑到和高翠莲的婚姻关系并未解除，若是留下来的话，有重婚的嫌疑。八戒在面对问题时，总能优先从法律方面予以考虑，这几乎成为不假思索地应然。

　　第二十七回，白骨精第三次变成老大爷，肉眼凡胎的唐僧看见老人心中欢喜，八戒可没这么乐观：“行者打杀他的女儿，又打杀他的婆子，这个正是他的老儿寻将来了。我们若撞在他的怀里呵，师父，你便偿命，该个死罪；把老猪为从，问个充军；沙僧喝令，问个摆站；那行者使个遁法走了，却不苦了我们三个顶缸？”这里，八戒所说的，涉及到一个非常专业的法律问题，即徒弟犯罪，师父及师兄、弟连坐的问题。《西游记》作者施耐庵生活在明代，他笔下的法律都跟《大明律》相关。其实，《大明律》特别规定，仅“谋反”“大逆”情形下，祖父、父子、兄弟及伯叔父等亲属连坐处斩（受业师与伯叔父同），而“故杀”的情形下，受业师等并不连坐。八戒说三人要一齐为悟空“顶缸”，显然是扩大了连坐的范围。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八戒一时糊涂，而是故意对中有错，错中融对，刻意为之，恐吓唐僧，使他逼走孙悟空，从而使自己在团队的劳动分工中占据有利的竞争位置。

　　第三十一回，为引诱黄袍怪（奎木狼）在城外打斗，孙悟空绑架了他的两个孩子，跟八戒、沙僧道：“你两个驾起云，站在那金銮殿上，莫分好歹，把那孩子往那白玉阶前一掼。有人问你是甚人，你便说是黄袍妖精的儿子……那怪听见，管情回来，我却不须进城与他斗了。”沙僧永远是谦卑的，像大海一样沉默。八戒则笑道：“哥哥，你但干事，就左我们。”行者道：“如何为左你？”八戒道：“这两个孩子，被你抓来，已此唬破胆了，这一会声都哭哑，再一会必死无疑。我们拿他往下一掼，掼做个肉坨子，那怪赶上肯放？定要我两个偿命。你却还不是个干净人？连见证也没你，你却不是左我们？”这段话，八戒的思维里体现出了很强的证据意识。第五十回中，孙悟空外出化缘，三人久等不来，于是他们走进一座高楼，恰巧“串楼旁有三件纳锦的背心”，八戒向唐僧建议拿背心穿上，三藏道：“不可不可！律云：公取窃取皆为盗。倘或有人知觉，赶上我们，到了当官，断然是一个窃盗之罪。”八戒却道：“四顾无人，虽鸡犬亦不知之……谁人告我？有何证见？”

　　第三十八回，孙悟空为救沉尸井中的乌鸡国国王，骗八戒去偷宝贝，八戒道：“哥哥，你哄我去做贼哩。这个买卖……我也与你讲个明白：偷了宝贝，降了妖精，我却不奈烦什么小家罕气的分宝贝，我就要了！”行者道：“老孙只要图名，那里图甚宝贝，就与你罢。”八戒听说宝贝都给他，满心欢喜，一骨碌爬起来就走。结果大家都知道，八戒上了孙悟空的当。可是，这段话里，八戒分明表现出了很强的契约意识，在做事之前，他非常注重用合同的方式来明晰彼此的权利、义务。

　　他要让孙悟空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让他人做事，须支付一定的对价，大家的权利和义务是彼此对应的。八戒这种“先小人后君子”的做法，同样属于法律思维，是对“先君子后小人”的传统道德观念的一种颠覆。西行路上，八戒和孙悟空签订过多次这样的契约，结果却并没有从中捞到什么便宜。问题不是出在合同的条款，而是和合同相对方比较，八戒对当事人违约行为的惩罚能力大大不足，只能吃哑巴亏。

　　第四十一回，红孩儿弄旋风将唐僧摄去，悟空与八戒寻到他洞门前，只见妖精一只手举着火尖枪，站在中间一辆小车上，一只手捏着拳头，往自家鼻上捶了两拳，准备从鼻孔中放出“真三昧火”。对这一反常举动，八戒进行了大胆的法律推理：“这厮放赖不羞！你好道捶破鼻子，淌出些血来，搽红了脸，往那里告我们去耶？”由此，我们看到，除了实体法，八戒的诉讼法知识和意识也是完备的。这在第八十三回有着更充分的体现：孙悟空在无底洞寻获了一块写有李天王、哪吒三太子的牌子，即欲启程去灵霄殿打官司，对于诉讼结果，与孙悟空的过分乐观相比，八戒则表现出了出奇的冷静，道：“哥啊，常言道，告人死罪得死罪，须是理顺，方可为之。况御状又岂是可轻易告的？你且与我说，怎的告他？”这里，八戒点出了两个问题来提醒孙悟空：一是“告人死罪得死罪”，据《大明律》“诬告”条规定：“凡诬告人……至死罪，所诬之人已决者，反坐以死。”很显然，八戒之言是有明确依据的。二是关于御状不可轻易上告，《大明律》“越诉”条规定：“凡军民诉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若迎车驾及击登闻鼓申诉而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重论；得实者，免罪。”由本条可知，告御状而不实者，要重于一般越级上诉。熟悉《大明律》的施耐庵，借八戒之口用法条证明八戒此言非虚。

　　法国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指出：公民的生活，即为法律所组织起来的生活。在西行的路上，八戒一直和法律零距离。想当年，孙悟空师从菩提老祖，学艺有成，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同学们都开玩笑，说：“悟空造化！若会这个法儿，与人家当铺兵，送文书，递报单，不管那里都寻了饭吃。”而我总觉得，如果不是西行，八戒要找份工作也并不困难，甚至要比孙悟空送文书的工作更体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