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大清会典》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所修会典的总称，史称《大清会典》或《大清五朝会典》，成书于光绪二十五年。它是按行政机构分目，内容包括宗人府，内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等职能及有关制度。

　　皇帝主持下历朝进行《大清会典》的编纂工作，统一的原则是“以典为纲、以则为目”。《大清会典》初修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雍正、乾隆、嘉庆和光绪曾四次重修。《大清会典》多取材当朝现行规条，并在记叙当朝典章制度时，突出记叙了典章制度的变迁。典文所规定的是国家各个领域的基本制度，即所谓“大经大法”。如《乾隆会典》卷首就有言说：“国家大经大法，官司所守，朝野所遵，皆总括纲领，勒为完书。”

　　会典虽然被称作“大经大法”其“大”字面相释是通行之意，并非最高；而权制之法、常行之法在实践中往往被更多地考虑和适用。“会典是国家最高法”，这样的判断太过武断，无论是从封建国家体制还是法律实务操作中，君权是最高的法源。如此，亦能看出，创制《大清会典》的初心并非仅仅是补全一个少数民族入关后文化融合碰撞、补足行政体制这样单纯，更是有教化百姓、稳定统治之意，只要国家纲常不坏，民心则不散，则可有万世太平。

　　另一方面，《会典》将不同于与它同期的其他历史著作的是，它不应被单纯当做一部“史书”，更应该被当成一部“法书”或者“政书”看待。其包括会典、则例、图说等部分，会典为骨，则例、图说为肉，共同组成了法典这种完整的体裁。若是把它仅当作史书典籍去研究，以史家角度去看，不失为一部记载着清王朝进程的重要作品，只是如此，将白费了多少臣工修典的匠心。那是“久道化成，臻于至善”的诚心，也是“后世恪遵勿替”的苦心。

　　自古以来修订大经大法用以治国者，必然变中有恒，体例和内容随世而变，时移世易，而其中法的核心一脉相承，绵延不绝，由此根植于民心民智，才能真正成为经久长行之制。苟利于民无需法古，苟利于事不必循旧。更进一步，若无良吏，则无良法，则无良法守，则无良法治。而《大清会典》也正是由此才有典文围绕官吏典章制度展开，由吏治事，由事制吏，上下制衡相抵，国家法制才能如常运转。具体的五刑、八议、十恶等等律例条文在当今社会已然不再契合民情民意，但是这其中所体现的精神却未见得不能常存。《会典》具政令之大纲，其并非看上去那样仅仅针对中外臣子所做出为官之法的行政法规，而更是一心同体，从中外臣到黎民百姓均要贯彻的国家“规”和“矩”。

　　无论是持柄者，还是市井百姓，重要的是治法、修法，以至于一部人民之法，而非是官员之法、祖宗之法，而是一部真正让百官万民认同且遵行的法典，良法美意，恪遵无绎。一部“完法”是不可能也是并不现实的，法律的因时而异是生命力的源泉之一。我们要做的是胸中常怀古意，而笔下常论当今。

　　中华民族将要继续开拓、前行，而黄册装帧的《大清会典》则静静地陈览在博物馆中看尽悲喜。唯愿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中，无论军民臣工，皆有明镜高悬，皆有人间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