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有一个为人熟知的观点，即“哲学王之治”。他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国家治理模式，因为哲学家是最具智慧和学问、最富远见卓识、胸襟最广阔和最热爱真理的人，除非哲学家成了国王,否则人类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按此标准，西游的世界里，最有资格成为哲学王的，非如来莫属。然而，细读西游就会发现，如来的言行竟也存在诸多缺失，与“哲学王”的完美形象相去甚远。
在《西游记》中，玉帝是天庭的最高领导，享有最高的管理权力。然而，在孙悟空事件的处理上，如来完全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行事，丝毫没有尊重玉帝的权力，实有僭越职权的嫌疑。
孙悟空大闹天宫，直接挑战天庭，属“十恶不赦”之重罪，此前已经被玉帝明确地判了死刑，只不过事与愿违，孙悟空非但没死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还添了新的本领。那么，如来在出手降服孙悟空解救天庭危难的时刻，就应该施展法力将孙悟空处死，这是对玉帝先前死刑判决的继续执行。然而，如来在没征得玉帝许可的情况下擅作决定，直接将已被判死刑的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这实际上是单方面变更了玉帝原来的判决。如来的这一做法，等于是越权行使了玉帝才享有的司法裁判权。进而，在没有经过任何审批程序的情况下，如来即决定把孙悟空从五行山下释放出来，委以保护取经人的重任。这同样存在问题：即便孙悟空是被如来压在五行山下的，但在释放犯罪人这个问题上，职权无疑应该归属于玉帝。
“法无授权不可为。”如来的上述行为严重违背了这一原则，不但在根本上触犯了玉帝的个人利益，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蔑视玉帝的权威，挑战了整个天庭的根本秩序，这和孙悟空大闹天宫的行为没有本质区别。
责罚相当原则强调责任的大小、处罚的轻重应该与责任人行为的轻重相适应。对这一原则的违背有两种情形，一是罚过其责，二是罚不及其责。就第一种情形而言，第三十九回，孙悟空指责文殊菩萨纵容自己的青毛狮子作恶，菩萨反驳道，他的坐骑之所以下界，是奉了如来的旨意，并言称“当初这乌鸡国王，好善斋僧，佛差我来度他归西，早证金身罗汉。因是不可原身相见，变做一种凡僧，问他化些斋供。被吾几句言语相难，他不识我是个好人，把我一条绳捆了，送在那御水河中，浸了我三日三夜。……如来将此怪令到此处推他下井，浸他三年，以报吾三日水灾之恨。”这里，乌鸡国的国王只是把文殊菩萨浸泡了三天三夜，而如来却“浸他三年”，从而导致在恢复正义的过程中，正义第二次被侵犯。
再来看第二种情形，祸害人间的妖怪，和灵山有关联的有四个，分别是黄风怪（他是灵山脚下的得道老鼠），蝎子精（她是一只在雷音寺听佛谈经的蝎子），大鹏金雕（他是如来的舅舅），李天王义女（她是灵山的一只金鼻鼠）。黄风怪伤生造孽，如来认为不该死罪，只是指派灵吉菩萨看管，待到他“冲撞大圣，陷害唐僧”，灵吉也说要“拿他去见如来，明证其罪”，却没有下文，不了了之。给蝎子精“明证其罪”的并非是如来派出的金刚，而是八戒，“呆子一顿钉耙”，将其“捣作一团烂酱。”大鹏金雕吃人灭国，是整部《西游记》中为祸最劣的妖怪，如来非但没有责罚，而是重新给他安排了工作。金鼻鼠被哪吒父子拿住，如来命令其当场释放。对这四名妖怪的处理，如来均没有做到责罚相当、罚当其罪，同行为人的罪责相比，其接受的处罚畸轻，甚至有迁就、姑息之嫌。借此，归纳下界的妖怪，除了和如来有关联的四个外，和太上老君有关联的有三个即金角大王、银角大王、青牛精，和观音有关联的有两个即金鱼精、金毛怪，和寿星有关联的一个即白鹿，这难免让人产生某种合理怀疑：谁在天庭有势力，谁就更有实力充当下界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第九十八回，阿傩、伽叶公然向唐僧索取“人事”，不成便只传白本。面对孙悟空的质询，如来笑道：“你且休嚷……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如来的意思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想获得真经，应支付一定的对价，否则一干众弟子就没办法过生活。如果作为商业领袖，如来说这番话无可厚非，然而，如来领导的组织并非是一个营利机构，实无必要把钱财看得如此之重。且在降服大鹏金雕时，如来曾称：“我管四大部洲，无数众生瞻仰，凡做好事，我教他先祭汝口。”显然，四大部洲无数信众的香火即是一笔足够丰厚的资产，只要佛法得到弘扬，后代儿孙的生活保障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金针度人，这本是一份“山大的福缘，海深的善庆”，如来的行为过于注重本部门的利益，忽视公共利益，带有明显的“逐利”倾向，也违背了自己当初苦心孤诣研究真经的初衷。
第九十一回，唐僧一行来到金平府，获知了“佛祖偷油”的故事。众僧道：“满城里人家，自古及今，皆是这等传说。但油干了，人俱说是佛祖收了灯，自然五谷丰登；若有一年不干，却就年成荒旱，风雨不调。所以人家都要这供献。”当然，在此偷油的并非佛祖，而是三只犀牛精。对于这件事，如来是知情的。通天河里的老鼋说，佛祖“无灭无生，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况且，像慈云寺的僧人介绍的，“自古及今，皆是这等传说”，可见犀牛精作恶历时之长。此事就发生在灵山脚下，当然属于如来的管辖范围。更为严重的是，金平府的百姓张冠李戴，把犀牛精的恶行算在如来头上，因此，于公于私，如来都应该出手。然而，如来并没有这样做，他放任犀牛精以自己名义在其身边长期作恶，是应该承担相应责任的。
若上述缺失均属细节的话，宏观方面的问题更大。第九十八回，唐僧来到灵山，如来再次阐述了此次活动的重大意义，言曰：“你那东土乃南赡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广人稠，多贪多杀，多淫多诳，多欺多诈……”然而，隶属南赡部洲的东土大唐，果真如此不堪吗？唐僧西行，在唐朝疆域内没有遇到一个妖怪，只是出了唐朝国土才接二连三地遇见强盗和妖怪；再有，西行历经大小十几个国家，这些国家对唐僧大都极尽礼遇，言必称上邦高僧，流露出对东土的无限向往和崇敬，甚至灵山脚下的和尚见了唐僧，都激动得要行跪拜之礼，并言“我这里向善的人，看经念佛，都指望修到你中华地托生”。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如来对四大部洲状况的观察是失真的。基于此，也就极大地消解了此次取经的意义。
综上，如来是最有资格做“哲学王”的，其言行却存在种种缺失。天上人间，并不存在一个“哲学王”。基于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小说本身暗含的意蕴，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明君贤相式的人治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