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回，武松手刃仇人，为兄报仇，该回的回目称为“郓哥大闹授官厅，武松斗杀西门庆”，而案件的终审判决书中，也称“……斗杀西门庆奸夫人命，亦则自首，难以释免。”然而，问题在于，武松是“斗杀”西门庆吗？

　　宋代全面沿袭了唐代的法律制度，就杀人这一行为，有着细致的分类和归纳，具体包括“谋杀”“故杀”“劫杀”“斗杀”“戏杀”“误杀”“过失杀”等七类杀人行为或罪名，俗称“七杀”。就“斗杀”而言，顾名思义，可概括为因斗、殴之事而杀人。从主观方面看，“斗杀”的犯罪人对行为结果并非主动或积极追求，而是持放任的态度。《疏》议曰：“斗殴者，元无杀心，因相斗殴而杀人……”沈家本谓：“凡斗殴杀人者，此往彼来，两相殴击，本无害人之意……”就武松杀死西门庆而言，在客观方面，两人虽然有相互殴斗的事实，但在主观方面，武松为报兄仇，对西门庆的死亡结果持主动追求的态度，这和“斗杀”所强调的“元无杀心”的主观方面截然不同。由此，武松杀西门庆，并非是“斗杀”，而属于“故杀”。即有“害心”而杀人。

　　值得注意的是，依宋代的法律制度，只要拿起兵刃，即表明主观上有杀人的故意，构成故杀罪。第十二回，杨志卖刀，遇到泼皮牛二，两人相互打斗，杨志将牛二杀死。这里，杨志杀死牛二的行为，在主、客观方面非常符合“斗杀”的特点，但根据当时的制度，杨志的情况也非属于“斗杀”，应属于“故杀”，其原因在于，“斗杀”是不能用兵刃的。用兵刃而杀，则彰显杀心，应认定为“故杀”。《宋刑统·斗讼》“斗殴杀人”写得明明白白：“虽因斗，而用兵刃杀者，与故杀同。”

　　基于此，《水浒传》中，“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一节，才是当时法律意义上的、真正的“斗杀”。

　　有意思的是，第二十七回，阳谷知县因为感念武松的人品、功劳，在一审时，就事实认定部分，有意出具了一份虚假司法文书：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倒。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次后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伏，扭打至狮子桥边，以致斗杀身死。

　　这份文书中认定的事实，当然都是虚假的：潘金莲并没有意愿也没有这个能力来阻止或干扰武松祭祀兄长，武松与潘金莲之间，也没有斗殴的事实。而且，这份文书还有意隐蔽了武松持刃的事实。之所以如此，是知县有意为之，其所追求的法律效果，就是要将武松行为的“故杀”性质转化为“斗杀”，以此淡化武松杀人行为的主观恶性，从而达到从轻发落的目的。

　　按照《宋刑统·斗讼》“斗殴杀人”条载：“以刃及故杀人者，斩。”“诸斗殴杀人者，绞。”由此，不论将武松的行为定性为“斗杀”或“故杀”，其结果非绞即斩。武松之所以在法定刑之外被从轻处罚，关键性的一点是其行为性质属于复仇。

　　复仇一直是传统社会里非常棘手的法律问题。一方面，杀人行为触犯法律，应当接受法律惩罚；而另一方面，基于其复仇性质，其本身却又合乎儒家倡导的孝道伦理。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冲突，在立法层面上，传统的制度干脆回避了复仇问题，复仇案件的判决，往往由案件的具体承办人员（甚至包括皇帝）酌情进行裁量。法律实务中，人们在面对个案的时候，往往陷入情与法的漩涡，顾此失彼、进退失据。

　　唐代武后年间，发生徐元庆为父复仇案，史书载：武后“欲赦之”。不想却遭到时任右拾遗的陈子昂的反对，他给出了一个现代人看来近乎荒诞的处理办法，即：“正国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嘉其徽烈。”意思是，对待徐元庆案，必须按照法律，处徐元庆以死刑，之后，给予其嘉奖、厚葬。

　　在《驳复雔议》中，柳宗元细致地分析了陈子昂所提处理方案存在的悖论，痛陈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引起的危害性后果，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策略。在他看来，处理复仇案件的恰当方式，就要先搞清楚是非曲直，如果徐元庆之父蒙冤而死，那么，徐手刃仇人后自首，是“守礼而行义也”，即是无罪的；相反，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犯死罪，那么，徐元庆向作出执行死刑判决的官吏复仇，就是犯罪，应该追究其法律责任；相比前两者观点的明快，韩愈对待复仇案件的观点还多了些模糊和含混——在他看来，“……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最好的办法就是“下尚书省集议，酌其宜而处之”。由此，传统社会里，复仇是一项司法人员须谨慎面对的重大课题，对于人子、兄弟间“尽孝”的复仇行为，很难严格按照国法处置。

　　东平府府尹陈文昭的精明恰在于此。在阳谷知县那里，虽然“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又想他上京去了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寻思他的好处”，有意为武松开脱，但仅仅是杜撰了一些经不起推敲的情节而已，对武大的死因，特别是对武松杀人行为的复仇性质丝毫没有涉及。而东平府的陈府尹强调的就是复仇，因为要减轻或免除武松的罪责，非如此不可。正是由于陈府尹的努力，在案件的终审判决中，涉及武松部分，开头就是“系报兄仇，斗杀西门庆奸夫人命”。也正是这句“系报兄仇”，武松没有被判死刑，而是“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这大概是武松以及作为读者的我们，能够接受的一个结果。

　　然而，在宋代，除去少数非典型的复仇案件外，绝大多数案件，当事人均获得“义之”“特贷之”的无罪判决。据台湾学者陈登武的考证，唐中叶以后，只有一个复仇的案例中案犯被处死，北宋和南宋总共也只有一个案例。由是观之，在当时的司法语境下，综合武大之冤，西门庆、潘金莲、王婆之恶，武松复仇行为的光明磊落等诸多因素，武松的行为不但不能被追究责任，相反，是应该予以嘉叙的，要“壮其烈而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