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6岁儿童智商的智障男子李龙久和可爱的女儿艺胜相依为命，生活虽然简单清贫，却充满幸福。某天，执着为女儿买美少女战士书包的龙久意外卷入一起幼童诱拐奸杀案，而死者竟是警察局长的女儿。龙久懵懂无知，昏头昏脑就被投入监狱。在7号牢房中，聚集着走私犯苏杨浩、诈骗犯崔春浩、恐吓犯老徐和抢劫犯申奉植等五毒俱全的“社会渣滓”。龙久孩子般纯洁的心灵渐渐感动了这几个“大坏蛋”，他们甚至不惜冒险将艺胜带入牢房与父亲相会。黑暗冰冷的监牢内，7号牢房阳光满满。
七号牢房里，关押着一位含冤入狱的弱智父亲。杀死女童的罪名，让他在刚进监狱时饱受虐待。可这位永远“长不大”的罪犯，让周围的狱友与狱警逐渐感受到他的纯真、善良和对女儿深深的爱，由此发生了一系列帮其与女儿在七号房团聚、尽力为其脱罪以及协助越狱的故事。
电影《七号房的礼物》有2012年韩国版与2020年土耳其版两个版本，其剧情脉络大致相同。韩版里的牢房生活带有童话色彩，像是身处一个幼儿园教室，只是结局更有悲情色彩：父亲终究没能逃脱死刑，所幸女儿长大后成为律师为父洗冤。土耳其版里的牢房情况更为写实，但增加了慈祥的奶奶与在儿子入狱后心脏病突发进入天堂的桥段，结局则是让一位曾迫使女儿自杀的狱友代为赴死，受冤的父亲被狱警和狱友联手送出牢门，最终带着女儿远赴国外开启全新的生活。
1.鲁迅先生曾说，悲剧便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一出成功的悲剧，应当具备两大要素：一是衬托有价值的事物存在时的惊艳之美；二是渲染有价值的东西陨灭时的锥心之痛。人们唯有感受到霸王与虞姬挚爱的刻骨铭心，才能体会爱人自刎时的锥心之痛，才能顿悟让霸王不过江东的并非十面楚歌，而是令无数英雄气短的儿女情长！2012年韩版《七号房的礼物》便是采用这个思路，成功刻画出亲情、生命、善良、自由的可贵，而这些东西越珍贵便越显脆弱，在权势、偏见、噩运的“魔爪”下一触即碎！忽而跻身如梦如幻的童话天堂，忽而堕入万劫不复的无间地狱，主角身上总是闪现出身不由己、命途多舛的凄凉，让观众不禁悲从中来。
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悲喜之事总是相互映衬、相互依存，亦如老子所云“福祸相依”。反向观之，但凡悲剧之中必有喜剧元素。只是“天有不测风云”，人生无法预料悲剧与喜剧哪个是结局、哪个是插曲。也许是由于纯粹的悲剧让人太过心酸，人们便创造出新的戏剧文学题材悲喜剧（又称为正剧），将悲剧和喜剧交融穿插，且通常以幸福的结局作为收尾，以此拓展戏剧反映社会生活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充实人物命运、事件结局的丰富性和完满性。2020年土耳其翻拍本片时，便是采用正剧模式。
《七号房的礼物》取材于韩国郑元燮冤狱案，郑元燮是一名漫画店主。1972年，当地派出所所长的9岁女儿被奸杀，因为在死者口袋里发现一张郑元燮书店的购书小票，邻居也证明“他的衣服上好像有血”，警方便将时年38岁的郑元燮认定为嫌犯，并屈打成招。在郑被捕入狱到1987年假释期间，其父亲含恨离世，家人弃他而去，妻子遭遇车祸。2011年郑被判无罪，77岁的老人活着等到了沉冤得雪的判决；可惜又因在超过诉讼时效后才提起国家赔偿，导致其终身未获任何赔偿。2021年3月28日，87岁的郑元燮去世。在韩国媒体公开的其生前最后一段访问中，缓缓一句“想活在没有拷问的世界上”，既是毕生遗憾又是未来期望，催人泪崩且令人警醒。
当然，艺术与现实互有差距也互相贯通。郑元燮并无智障，更能体会到失去自由的痛楚；他不可能在牢房里与女儿相会，但想必常做与家人团聚的美梦；他能活着看到昭雪的时刻，但未必享受过影片中那么多好心人给予的关爱。电影的两个版本各有侧重，土耳其版更侧重现实主义，更具写实色彩，韩版更偏重浪漫主义色彩，而两者都理想化地放大了“幽暗世界”里的一缕微光。因为那些对自由人而言也许微不足道的光亮，正是支撑他们依旧眷恋这个世界的希望。韩版更注重人物个性的夸张和风格化塑造，以求展示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光明与追求，而土耳其版更追求表现真实的牢笼和囚徒的人生，更显人性的冲突与灵魂的挣扎。
2.当真相遭遇权贵时，司法也可能被戴上“有色眼镜”。证据制度有时会失灵，被假象蒙蔽或利益诱惑的办案人员甘愿盲从，甚至不惜助纣为虐。无论是对男主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还是以女儿生命要挟、阻击无罪辩解；无论是警察引诱男主解开裤子、将人工呼吸急救变为强奸，还是竭力消除目击证人、防止真相大白，两个版本中的特权阶层都可以为所欲为、草菅人命，而弱者们只能互相依偎、抱团取暖。这些弱者当中也有囚犯，囚犯未必都是“恶人”，也未必对谁来说都是“恶人”！
谎言并不可怕，关键是其出于善意还是包藏祸心！奶奶为了向孩子解释父亲的智障，说他只是像你一样还没有“长大”；老师为了向孩子述说奶奶去世的真相，称她去了“天堂”；父亲为了让女儿免遭迫害只能认罪，这是一份无辜者深深的无奈——“害怕你受到伤害所以选择死亡，没想到比死亡更恐惧的却是，从此再也不能陪伴你一起成长”。面对权力的傲慢与偏见，这些卑微的人物用自己的方式掩饰人生的疮疤，因为他在没有失去自由时也无法立马买下一个孩子中意的书包。
明代诗人曹学佺有副著名对联“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此联源自曹学佺在天启年间司职广西右参议时亲审的一起案件。广西某皇亲家奴纵恶犬咬人，一秀才闪避不及被撕咬在地，忽然出现一屠夫持刀将狗头砍下救得秀才性命。家奴便将屠夫捆绑至官府要求偿命，并威逼利诱秀才作伪证。秀才便称其与恶犬主人系好友，那日恶犬正与其嬉戏时被屠夫所杀。所幸曹学佺早已探得真相，不由得拍案而起、勃然大怒，令差人杖击秀才，还屠夫以清白。“农夫与蛇”的现实版并不少见，虽然不能说知识越少越纯真，但是善恶与知识并无绝对关联。
影片中证明无辜者有罪并决意将其处死的，都是拥有知识和权力的人士。而时刻给予无辜者人文关怀的，却是被常人视为“社会渣滓”的罪犯。影片对于狱友的温情举动有所夸大，可是谁又能笃定阴暗的角落便不会绽放洁白无瑕的花朵呢？谁又能笃定所有罪犯的身上都已失去一切人性的闪光点呢？当然，七号房的礼物不仅来自狱友，还有善良的典狱长和老师的关爱。抛开身份优越感和阶层歧视，各自秉持善念、笃定善行，才能维系彼此的尊严。
3.有人说悲剧的根源并非单纯的命运多舛，而自有其社会根源，多是因为主角与现实社会优势力量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导致悲惨性灾祸性的结局。
两版影片从总体上来看，都不仅仅是着眼于悲剧本身，而是在批判现实的过程中赞扬人性的光辉，令人反复审视让无辜智障者入狱受刑的司法制度、审视无辜者在救人时超越常人的善良品格、审视被社会嫌弃的囚徒如何享有关爱家人的机会、审视骨肉亲情如何融化罪犯与陌生人心中的坚冰。李斯特曾说“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在处理有关人性、家庭、社会的问题时，真理不一定就包含在冷冰冰的法条里。
当然，我们首先要警惕的是不能让冤假错案的悲剧重演。2013年3月26日浙江“2003·5·19强奸致死案”在浙江省高院再审时，两位无辜者之一的张高平在法庭上曾说：“……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你们的子孙很有可能和我一样被冤枉，徘徊在死刑的边缘。”这番话字字血泪、句句扎心，所幸二人看到了沉冤得雪的这一天。鲁迅在《名人与名言》里说：“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张高平经历过冤狱后的肺腑之言，值得世人特别是司法工作者铭记于心。
那些含冤逝去的冤魂、蒙冤扭曲的人生、身受重创的家人、逍遥法外的真凶……那些真实的、改编的、虚构的善恶故事……都在揭示人性的复杂多变和人生的变幻莫测，都在告诫我们司法文明之路任重而道远！
这，也许是律政题材类电影的永恒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