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尘封的岁月,积淀历史的厚重,一次与文人情怀的对话,一次超越生死的灵魂交流,至情至深朴素清新,化为一本《我们仨》。
1994年杨绛先生83岁,自那以后,她开始不断地面对身边最亲的人的生死病痛,她把这个过程称作在古驿道上的行走,从走上古驿道,相聚古驿道,最后在这古驿道上相失。她是那样描述的:“自从失去阿圆,我内脏受伤,四肢也乏力,每天一脚一脚在驿道上走,总能走到船上,与钟书相会。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忽然想到第一次在船上相会时,他问我还做梦不做。我这时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时,钱钟书先生已在病中,这时的万里长梦还是有距离可量的,还是可以磨破了脚去追上的,就像杨绛先生自己所讲的那样:“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扯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可是此时的她心里已在告诉自己,那离别的日子就要到了,而且莫说痛苦有多少,只晓得珍惜当下才是,于是那份担子就又被这位柔中带刚的老人扛起来了。
1998年12月19日凌晨,钱钟书病危,杨绛赶到床前时,钱钟书已经合上一只眼,杨绛帮他合上眼睛,轻轻地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我不敢想象在这沉稳强大的背后又有多少撕裂的痛;我不敢想象在真正离别之时没有痛哭流涕而是给即将离开的人最温暖平和、最波澜不惊的安慰需要的是怎样的忍耐与节制。钱钟书刚离去的时候,杨绛曾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我压根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在两位至亲接连离去的日子里,她在空荡荡的三里河房子里伏案于书桌,帮助书店定稿出版《钱钟书集》,整理钱钟书生前的7万多张的读书笔记和手稿,翻译着柏拉图的《斐多》,把它作为精神最后的庇护所。
从1935年杨绛与钱钟书赴英留学,生下女儿钱瑗,直到1998年钱先生逝世这63年间的亲情,让读者泪下。社会的巨变和政治动荡始终无法改变他们对精神和人格的完整,用读书来抵挡外界的风雨雷电,用夫妻之间的默契与相互契合的追求来抵挡物质现实的诱惑和侵扰。在那个颠倒黑白的岁月中,她内心是淡定的,冷眼旁观着这一通闹剧。即使这样,当她问到钟书:“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钟书答:“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家国情怀在这短短几个字中化成了盾牌,阻挡了他人犹如利剑般寒冷锋利的诬蔑。他们相互地扶持,踏破生命的阻隔,踏破一切看似铁的条条框框,守护着自己的尊严与对崇高精神的追求。我似乎耳边响起了杨绛先生用她平淡温和的声音所讲的:“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写《我们仨》时,杨绛先生已是92岁的高龄,她引了一句白居易《简简吟》里的诗:“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我们仨失散了,天人永隔,就如彩云飘散,浮生一梦,而从中也明晰了这甘甜苦辣总会随着这彩云的消散笑之淡之。她意识到了:“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2016年,杨绛先生的一生也走完了,那看似遥远没有尽头的驿道也随着双眼的闭合而消失了,那后生的寻觅与责任的担子终于落定了。想起薛鸿时先生所回忆的:“钱先生火化那天,杨先生没流泪,最后我把钱先生推到火化炉前,杨先生就在那里看,久久不忍离去,好多人都走了,她还是舍不得离开。”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没有永远,只得珍惜眼前。
“我们仨”,团聚了。